科研应注重“知行合一”

 

杨建业

最近，从科技界大咖到媒体舆论，都在强调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笔者就是搞基础研究的，深知基础研究不足，在未来高科技领域的竞争中，必然难以占据一席之地、掌握主动权。但也隐隐担心，我们会不会在一片加大基础研究投入的呼声中，有意无意轻慢了同样必不可少的应用科学研究呢？

很多事情，常常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事实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提法，也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的。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是现代科技的两个轮子。一个“务虚”，着眼于科学理论创新，长远落子布局，是软实力；而另一个则“务实”，瞄准国家重大需求展开研发，解决实际问题，是硬实力。少了哪个轮子，都会“跛脚”，行之不远。我们常说，目前我国一些研究还落后于它国，“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套用和模仿的多，创新的少”“在理论方面尚有较多的空白”，指的就是基础研究。但是不是说应用研究就搞得很好了呢？当然不是，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同样也有不小的差距。前些年，一个小小的圆珠笔笔尖上的钢珠，不是还要靠进口吗？最近获知，我国许多高端科研仪器也不得不靠进口。外商借机降低服务标准、阻止第三方供应商维修，提高售后服务费和零配件价格，甚至设置“只换不修”的不公平条款获取高额的不当利益。部分供应商维修维护类收入超过了国内销售总收入的30%，且逐年增长。可见不要说制造了，就连这些仪器的维修都要受制于人。

这种局面，与我们长期以来缺乏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和技术攻关人才有关。在技术人才培养上，我们曾走过一些弯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过于强调一些“高大上”的高等教育和基础研究，结果很多专门培养技术员和技术工人的大专、中专和中技类的学校，一窝蜂地专升本、技升专，打乱了原有比较合理的人才梯次培养架构。直到近些年，才发现我们一线技术人才竟是如此匮乏，制造大国难以成为制造强国，这才重新呼唤起“大国工匠”。由于缺乏应用型技术人才，难以做大做强，昔日工程师头上的光环不再，对青年学子缺乏吸引力，近年大学生中甚至出现了“逃离工科”“挣脱工程师”的现象。在高校，工程系列的实验人员，也是一有机会就往教研岗位上转。所以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在重视基础研究的同时，也要重视工科教育和技术人才培养，要改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法，大规模扩招到100万人，无疑是十分正确和及时的。

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高校要负起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责任。高校教育要区分不同类型，其科研功能类型也应有所区分。譬如，工科院校当然可以搞基础研究，因为工程技术人才也必须厚植于基础研究。但至少应该有相当一部分力量，甚至是主要力量投入应用科学研究中，以解决国家重大关键技术急需为己任。这才是工科院校的科研主业。据笔者所知，一些工科院校重基础研究、轻应用的倾向十分明显。每年科研项目申报季，都会用行政命令硬性规定各个学院拥有高职和博士学位的教师必须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并以每年基金申报获批多少项作为政绩。至于如何高效组织科研力量急国家所急，合力攻克某项关键技术难关，好像没什么人考虑。所引进的人才，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基础科学研究人才，强调的也是人才是否有国外基础研究背景，发表的一区SCI论文多少篇，ESI论文多少篇，影响因子多大，参加基金重大或面上项目或主持国家青年基金多少项等，很少考察人才是否拥有发明专利以及这些专利的应用转化情况，参加过哪些重大工程实践，实验设计和操作技能如何等。名曰工科院校，却愈来愈像一个以基础科学研究为主业的综合大学，应用科学色彩淡化，这种发展趋势是否已经偏离了工科院校的定位？教育部去年对国内有工科优势的高校开展了一项评审，结果仅有38.9%的高校新工科改革项目推进良好。另外六成多的工科院校则不尽如人意。这个数字是不是也能说明点问题？

既要有优秀的科学理论创新能力，也要有良好的技术实践能力，正是古代先贤提倡的“知行合一”。倘没有好的技术实践，再好的科学理论也只能成为一种装饰。

（作者系西安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中国科学报》 (2019-04-01 第1版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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