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走出科技评价体制的盲区

 

■武向平

饱受诟病的科技浮躁之风

当今基础科学研究的上空，笼罩着一片浮躁之风。

以论文数量论成败，以项目多少论业绩；把做研究变成了做论文，把做学问变成了做项目。论文之总数加上项目之总经费，堂而皇之和名正言顺地被列为科研院所和高等学府的年终考核业绩与未来规划目标。

满天飞的“帽子”虽然被多次“吐槽”，但现实却愈演愈烈，未得到有效控制：“帽子”就是职称，“帽子”就是待遇，甚至“帽子”就是通向领导岗位的灯塔。

在近年上演的人才争夺战中，高校和科研院所争取的只是戴“帽”人才的数目以提升单位考评的地位，“人才”们首选的是待遇之高低而不是科研的提升和作为。

待遇的极度不均衡：“洋”的高过“土”的，“引进”的胜过“土生”的；更甚者，坚守在祖国大地拼搏几十年的竟然不如镀金几年“归来”的更“爱国”。

于是，出国求学变成了出国镀金，只为有朝一日被祖国“引进”，其中例子多不胜数。重“引进”而轻“培养”的所谓高端人才计划正摧毁着整个科技队伍人才的基础和体系。

多少科研项目包括国家重点研发专项，拨款三个月就要“成果”，两年中期评估要“发现”，五年结题要“领跑”——基础研究违背了自由探索的基本规律，活生生地被“规划”出了时间表。

基础科学设施和装备的建设工程即被媒体赞扬为重大科技成果，但是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我们建设基础设施和装置是为了作出科学发现，设备本身并无任何科学成果可言。

有些主管部门希望在某几个领域以几亿甚至百亿元的投入，培养几个世界级科技领军人才，取得国际最高科技成就。

然而这种简单的思维模式违背着自然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重大前沿科学突破是一个知识积累过程，需要通过一两代人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不可能通过巨额投资在短期内获得，就如同中国足球不能通过每年百亿元投入来搞定世界冠军一样。

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在科学知识上的积累时间和程度都还不够，近年一些领域虽然崭露头角，仍需潜心十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取得原始创新的突破。

科技评价体系改革之瓶颈

在科技主导未来的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基础科学本来就浅薄的家底加上过去二十年间华而不实的所谓迅猛增势，为科技的再创新发展背上了沉甸甸的包袱，亟待寻找原创动力。

过去几年间，一场声势浩大的加强基础科学研究、促进重大原始创新的讨论如火如荼地在多个领域展开。

化解当前基础研究的矛盾，移去阻碍基础科学发展的绊脚石，探寻基础科学研究的新路子，为建成世界科技强国提供基础性和根本性保障，这一系列的思考和研讨最终聚焦在了一个靶心：现行的科技评价体系是造成科技领域浮躁之风的源头，是压制科技人才创造性思维的乌云，是束缚弘扬科学家精神的枷锁，是阻碍我国科技进一步发展的拦路虎。

科技评价体制改革，刻不容缓，势在必行。

如今，我国科技体量的发展已经完成了最初唯数量的原始积累过程，曾经发挥了历史性推动作用的科技评价体系亟待向质的转变过渡，当初评价体系基于的单一奖惩措施已经成为继续发展的诟病。

二十年间走过来一代人，不论是习惯还是思维，不论是体制还是定位，不论是视野还是学识，都被深深地打上了这段历史的烙印。

纵观参与科技评价体制的研讨者和决策者，又几乎都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改变现行的评价体系，事实上触动着每一个践行者的心灵。

于是乎，我们都意识到了现行科技评价体系的弊端，我们都力主实施强而有力的改革，我们都寄希望一个激励创新科技机制的出台。

然而，一切都只是呼唤和呐喊，大大小小、各种形式的讨论都终结于无奈，那个期望中的科技评价体制始终没有被这么多有识之士“千呼万唤始出来”。

于是乎，职称和项目的评审，我们还在简单地计算着论文和引用的数目，甚至非近五年而不取；人才帽子的界定，我们仍然在热衷于引进“洋”博士或博士后，“土”的压根就不在考虑之列；重大科技计划的实施，我们还在数数论文和专利就可以给出从“跟跑”一跃而“领跑”世界的结论；科技论文，发表十篇《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仍抵不过一篇《自然》和《科学》，后者依旧被捧为科技期刊的“圣经”；绩效工资，简单地累计SCI论文数目加上项目总金额的提成；获得博士学位，没有SCI准不成，至于何种类型的SCI期刊早已无人问津。

去年夏季，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明确要求人才评价、项目评审和机构评估不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

然而，指导性的意见并未真的落实于实际的评价中，掌握生杀大权的依旧是改革开放后期二十年的专家学者，不唯论文和奖项之后的评价标准怎么制定，让目前的评价体制显得更见迷茫和无据可依。

《自然》的神圣，SCI的地位，H因子的价值，“帽子”的光环，奖项的分量，依旧显性或隐性地贯穿在目前科技的评价体系中，人们习惯了的且已根深蒂固扎根在脑海里的标准从根本上并未动摇，甚至走得更加遥远。

人们不禁要问，既然现行科技评价体制是制约我们创新发展的障碍，既然上下一致呼吁要对科技评价体系进行改革，那么为什么我们仍然举步维艰，难见成效？

的确，我们已经进入了科技评价体制改革的深水区，是到了反思和剖析其背后深层原因的时候了。

缺少文化自信之评价标准

我们从一些习惯了的现象说起。

在人才和奖项的评价中，面对一篇《自然》或《科学》的论文和另一篇《中国科学》或《科学通报》的文章，所有评委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前者，我们习惯了前者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我们自然地认为，《自然》或《科学》的文章是被国际公认的成果，而《中国科学》或《科学通报》的论文都是自己在家里闹着玩。

总书记号召我们“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今天我们真的做到了，但是却把论文发表在了国外的期刊上！

今年院士增选，强制要求十篇代表作须有一篇国内期刊的文章，实属无奈之举，但从根本上无法扭转科技论文外流的现象，这还不计用于支付版面费的大量外汇。

在各类科研的项目申请和立项中，我们常常发难：美国人都没做我们为什么要做？美国，不自觉地成了我们科技项目选择的参照门槛。我们习惯性地认为，美国人不做，外国人没有，这个项目就肯定没有立项的必要和研究的价值。

在各类人才和项目竞争中，我们总在质疑答辩人：外国人是怎么评价你的成果？外国人又是怎么引用你的论文？因为只有外国人说好，我们才敢相信是真的好。

我们不仅怀疑自己，还在怀疑我们的同胞。我们的评价标准是建立在国外特别是美国认可度的基础之上的。

相反，美国人何曾以中国科学家的引用或评价作为晋升或评奖的佐证？如果真的那样，效果可能恰恰是相反的。

我们骨子里缺少的就是那份自信，对我们自己文化的自信！

缺少文化自信之人才“帽子”

我们再来看看人才帽子的灰色利益链。

当“百人”“千人”“万人”“香江”“黄河”“长江”“泰山”“黄山”“珠峰”的人才“帽子”最后被“珠峰”封顶后，我们再要寻找更大更高更长的帽子就只能进军海外或离开地球了，也许今后还会有人发明出更加奇葩的人才帽子。

高校和科研院所需要这些人才“帽子”圈人、添财、增光以进一步提升自身在行业评比中的竞争力和地位，真正暂时获益并随后被腐蚀了的便是帽子下面的所谓人才。

除了加剧国内科研环境恶化这些表面问题外，最重要的是助长了青年科技人才的浮躁和唯利是图，职称、薪资，甚至住房面积都随着戴上帽子而攀升，所谓单位之间人才的流动更随着戴上帽子而加速，“人才”们随时都可能奔上另一高薪的主战场。

人才“帽子”后面的这个灰色利益链和对青年人才的腐蚀已经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讨论。

过去一年间，一场方兴未艾、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的运动试图唤醒青年科技工作者特别是学生们的良知，让青年人回归追梦科学的初心。

特别是，我们在“科学家精神”前面又增添“中国”两个字，更加寓意深刻。

我们一方面号召青年学者和学生们重温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科学报国的高尚情怀，一方面又树立和宣传一批新时代忘我拼搏的楷模，试图从教育入手，激发青年学子科技报国的纯真和追求。

然而，造成人才“帽子”的信誉危机和其背后灰色利益链的真正推手并不应该全部归咎于青年俊才们今天演变的相对贪婪，也不应该极力责备需要依靠“帽子”数量提升自身地位的高校或科研院所，“帽子”和个人利益挂钩，“帽子”和单位考核挂钩的背后，是文化自信的整体缺失！

例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遴选“杰出青年基金”的受资助者时，并没有和任何利益挂钩。但各高校和科研院所立即出台配套政策，给“杰青”们提升待遇、解决职称甚至住房问题。

于是，“杰青”们喜上眉梢，一顶“杰青”帽子就赢得了高人一等的尊严和远超平均值的薪资。

各单位这么做就是要用利益和荣耀留住人才，而后又可进一步赢得评估的加分。

我们的高校和科研院所至今都不敢相信，甚至没有底气去相信，我们能靠单位自身科研的实力和优质的环境留住这些戴着“帽子”的人才。

在此，我们不妨对比另一种现象：几十年以来，我们的各级政府都有评“劳模”的传统和风尚，为社会树立过无数的先进和典范。我们可曾见过“劳模”们有了荣誉就拍屁股走人的局面？我们各级政府和单位历来就没有担心过，哪怕这个人获得了国家级的“五一劳动奖章”。

其背后的原因是我们满满的自信心：任何“劳模”所在单位都深信，荣誉与集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我们能推荐一个“劳模”，就一定能留住这个“劳模”，尽管获奖的“劳模”们偶尔也会在待遇和地位方面有所改善。

我们都被告知，种类繁多的人才“帽子”其实都只是荣誉称号而已，和“劳模”的称号同出一辙。

那么，为什么我们能心平气和地对待“劳模”，却不能一视同仁、理性地看待人才的“帽子”？

只有当人才的“帽子”回归荣誉称号的本来面目，只有当全社会都满怀自信地学习却又不是供奉各类优秀科技人才，我们的科技人才计划才能为社会所尊重，并为科技进步带来正能量。

缺少文化自信之项目考评

我们已经习惯了一个科研项目的执行期一般为五年，考虑到财政年的滞后和准备结题验收，项目实际执行期大约四年左右。

除了繁琐的申请报告、实施方案、财务预算外，经费到账三个月左右我们就会被要求提交第一份年度进展报告，随后便是两年期要应付的中期检查，最后是五年期的结题验收。

众人皆知，三个月内要一个基础科学研究项目出成果就是忽悠，但我们提交的年度报告真的有了成果和进展，这一点大家心知肚明，因为这个所谓的成果与实施的项目一毛钱关系也没有。

两年后的中期检查，每一个项目都整齐地列出了诸多创新亮点，世界独具。五年后的项目结题，每一项目都取得了国际一流的成绩，并在该领域处于领跑（最少也是并跑）的地位。

如果这一情况属实，则通过每一个项目的实施，国人早就在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全面领跑世界了，世界科技强国早就非我莫属了！

我们被要求自捧，否则主管部门不悦，没有人敢承担五年作不出成果的责任和后果，实事求是的汇报会被认定为首席科学家不作为或团队协作不得力，为了结题争优，我们不得不拔高自己所谓的发现和成绩，看不出进展或进展缓慢的项目得到后续支持的可能性为零。

我们已经无法容忍基础科学领域一个研究课题五年无进展的事实，宽容失败只是评委们和领导们脑海里曾经闪过的一个滑稽名词。

为了科技界各行各业大大小小项目的闪亮，我们不惜制造了数目众多的论文，跃至世界科技论文之老二。我们曾天真地认为，数目的增大总会引起质的变化。

然而，三个臭皮匠能顶一个诸葛亮的故事在科技论文上似乎永远不成立，3篇烂论文不管何时何地都永远会是3篇臭文章。

项目的考核机制让我们为世界论文数量的增大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却丝毫没有撬动自然科学的根基，也没有推动基础科学的进步。

2016年春节期间，引力波的发现触动了科技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们的神经。

耗时30年的一个项目且无中间结果，在中国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实施下去的，然而别人做到了，诺贝尔奖也拿到了。

我们随后也急着部署了一批引力波项目，一夜之间涌现出一大批引力波的专家学者。然而在“第一发现”已经取得的情况下再大的投入和动作，都已经失去了科学上开拓性的意义。

我们科技管理体系造就的短周期、重数量、逼成果式的项目考核机制，表面上看，是违背了自然科学探索的基本规律，而实质上却是缺乏文化自信的典型表现。

我们已经不敢放心和放手地让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科技工作者回归原本的自由探索模式，我们给基础科学研究瞄准科学前沿的发现规定了时间、任务、模式，还规定了标准，我们已经缺失了对科技工作者的最基本信任和对科学探索的应有尊重。

科学探索之路的成功者，屈指可数。

大多数的科研人员用毕生的努力都未能摘取科学发现皇冠上的明珠，但却整体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信任，构成了社会对科研活动的坚实基础。容错，也是社会对科研活动的基本遵循。

相应的，自信，是科学家的独特素质，也是科学家的基本修养。社会的信任和科学家的自信，构成了自然科学探索之路并且是取得突破的基石。

当我们树立了文化的自信，我们就能理性地对待科技项目自立项、实施到考评的全过程，我们就能放开对科研人员手脚的束缚，让任何一个科研项目都回归自由探索的广阔天地，让每一位科技工作者都能跳出思想和行动禁锢的牢笼，敢于在基础科学前沿的阵地上冒风险、求真谛。

缺少文化自信之科学语言

英国用语言征服了世界，成就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今天的国际霸权地位和号召力，也影响了世界科技交流和发展的走向和趋势。

与世界政治和外交领域不同，我们已经不自觉地接受英语为唯一科学语言的默契。

在国际舞台上，为了交流我们使用英语并无可厚非，然而今天在国内的很多高等科研院所，一些学术报告被强制使用英文，以显得“高大上”，彰显和国际接轨的态势。

更甚者，即使听众没有一个外国人，也还是要保持英文交流的高傲姿态。

某科研单位曾邀请一位量子大咖作讲座，组织者为了让听众更加清晰地了解量子纠缠的物理，欲要求演讲者使用中文，竟然没有获批！

何时，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这是我们的祖国，在自己的国土上，我们的科研活动要讲自己的母语。

我们出国从事科研活动，使用的是英文或他国的语言。今天富强起来的中国也来了很多外国的友人，我们从没有要求他们使用中文交流，相反，我们不自觉地和他们说着英文。

我们为什么从来不要求在中国长期从事科研活动的外国科研人员讲中文，而是我们退而求全？

我们立志有一天要站在世界科技舞台的中央，着眼引领世界科技发展的大潮，但语言却用的是英文，这种局面不仅是尴尬的、被动的，也是低效的。

强盛的中国应该具有让中文统治世界的雄心和壮志，当中文成为科学语言的那一天，我们才能真的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和世界科技的中心，才真的具有了我们民族的自信、文化的自信、道路的自信、制度的自信、理论的自信。

树立文化自信之坚定信仰

当洋人在鸦片战争中用洋枪洋炮打开了固步自封的国门，我们民族的自尊和自信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从此崇洋媚外的基因植入了我们的身躯和灵魂，影响了我们民族一个世纪的文化和自信。

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在经济、政治和外交等领域已经屹立于世界之林，左右着世界发展的命脉，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这是我们坚守“四个自信”的必然结果和实践检验。

科技实力，特别是创新能力，决定着未来中国的命运和世界的格局。

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和量子计算为技术引领的产业革命已经呼唤基础科学的重大突破，停顿近乎百年的自然科学理论体系由于暗物质和暗能量这两朵乌云的疑难正处在伟大变革的前夜，如果我们不能突破现行科技评价体系的束缚，我们将错失引领世界科技革命的最佳机遇，丢失为世界文明作出重大贡献的窗口。

今天，结束西方长期把持和统治基础科学创新理论体系的综合实力已经具备，只要我们坚持文化自信，相信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勤劳，相信我们科技工作者的奉献，相信我们每一位同胞的爱国情怀，我们就有能力、有信心参与并引领这场自然科学的时代变革，让中国屹立在世界科技舞台的中央。 （作者系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

《中国科学报》 (2019-04-02 第3版 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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