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评价体系“崇洋”，是骨子里缺少“自信”

 

■本报记者 丁佳

“人才帽子的界定，我们仍然在热衷于引进‘洋’博士或博士后，‘土’的压根就不在考虑之列；重大科技计划的实施，我们数数论文和专利就可以给出从‘跟跑’一跃而‘领跑’世界的结论；科技论文，发表十篇《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仍抵不过一篇《自然》《科学》，后者依旧被捧为科技期刊的‘圣经’。”

在今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武向平的上述“大实话”，句句直击当前科研评价体系的“要害”。

外国人说好，才是真的好？

2018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在设立人才评价指标时要克服“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倾向。

在武向平看来，《自然》《科学》的“神圣”、SCI的地位、“帽子”的光环、奖项的分量，仍显性或隐性地贯穿在目前的科技评价体系中，这值得人们深刻反思。

“《意见》的出台反映了科技界上下一致的呼声，但当前科技评价体系改革仍在‘深水区’艰难跋涉，其根本原因是中国科技工作者还缺少对自己文化的自信。”

在工作中，武向平发现了一些人们“习惯了”但实际并不合理的现象。

首先就是对外国的盲目崇拜。

据武向平观察，在当前大多数人才和奖项评价中，评委一般都自然而然地认为发在《自然》《科学》上的文章才是国际公认的成果，而像《中国科学》《科学通报》这样的国内期刊，都是“自己在家闹着玩儿”。

又比如，在一些项目申请和答辩中，科研人员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质疑：某某国都没做，我们为什么要做？外国人是怎么评价你的成果的？外国人引用你论文的情况怎样？

“只有外国人说好，我们才敢相信是真的好，我们的评价标准仿佛是建立在国外认可的基础上。”武向平说，“反观之，外国人何曾以中国科学家的引用或评价作为晋升或评奖的佐证？我们骨子里缺少的，就是那份自信。”

“帽子”乱飞是因为人才太“贪”？

近年来，我国各种人才计划层出不穷，“香江”“黄河”“长江”“泰山”“黄山”，甚至“珠峰”，中国的名川大山几乎不够用了。

伴随而来的，是这些“帽子”后面的灰色利益链和对青年人才的腐蚀。几乎每年两会期间，这一问题都会遭到科技界代表委员的“吐槽”，并引发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比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遴选“杰出青年基金”的受资助者时，其实并没有和任何利益挂钩，但到了高校和科研院所层面，却出台了配套政策给“杰青”提高待遇，以千方百计留住人才。

在武向平看来，造成“帽子”信誉危机的真正推手，不应全部归咎于青年人才的“贪婪”，也不应极力责备那些需要依靠“帽子”数量提升自身地位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其深层次的原因，仍是文化自信的整体缺失。科研单位缺乏用自身科研实力和优质环境来留住人才的底气，进而引发了对“帽子”的恶意追逐。

“只有当人才的‘帽子’回归荣誉称号的本来面目，只有当全社会都满怀自信地学习却又不是供奉各类优秀科技人才，我们的科技人才计划才能为社会所尊重，并为科技进步带来正能量。”他说。

五年做不出成果的后果，谁来承担？

必须承认，“唯数量论”的科技评价体系在历史上曾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帮助中国完成了科技发展的“原始积累”。时至今日，中国的国际科技论文数量已经连续第9年排在全世界第2位。

但往后的路要怎么走？2016年引力波发现的案例，引起了很多中国科技管理者的深思。这样一个耗时30年且没有中间成果的项目如果搬到中国，真的能够实施下去吗？

以一个执行期五年的科研项目为例，由于财政的滞后，一般在经费到账三个月左右，科研人员就会被要求提交第一份年度进展报告，随后便是两年期的中期检查，最后是五年期的结题验收。

“三个月就要‘成果’，两年就要‘发现’，五年就要‘领跑’，在这种体系下，看不出进展或进展缓慢的项目，得到后续支持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没人敢承担五年做不出成果的后果。” 武向平直言，科技管理体系造就的短周期、重数量、逼成果式的项目考核机制，表面上看违背了自然科学探索的基本规律，而实质上却是缺乏文化自信的典型表现。“不敢放手让科技工作者去自由探索，于是便给科学发现规定了时间、规定了任务、规定了模式、规定了标准。”

“当我们树立了文化自信，我们就能理性地对待科技项目自立项、实施到考评的全过程，我们就能放开对科研人员的束缚，让科研项目回归自由探索的广阔天地，让科技工作者跳出思想和行动的牢笼，敢于冒风险、求真谛。”武向平说，只要科技工作者坚持文化自信，中国就有能力、有信心参与并引领自然科学的时代变革，屹立在世界科技舞台的中央。

《中国科学报》 (2019-03-06 第1版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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