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课平台建设的“官”“民”之思

 

慕课建设标准尚未达成共识、核心专业必修课等慕课课程的跨校应用模式有待探索、市场化运作后的知识产权问题等，都是当前和未来慕课平台建设过程中要面临和解决的问题。

■本报记者 王之康

最近，深圳大学慕课办公室主任孙忠梅心情有些低落。

虽然2018年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拟授奖成果在去年9月公示时，她就已经知道校长李清泉主持完成的“全国地方高校优课联盟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与应用”获得了二等奖，但是当最终获奖名单公布后，她还是难掩心中的失望之情。因为在她看来，曾经获得2017年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类特等奖的“优课联盟”，在这次评选中希望能作为地方高校的代表获得一等奖。

对此，自2013年就开始接触慕课的某高校教师陆鸣也深感不平，因为在他看来，这个汇聚了129所地方高校的优课联盟的应用效果要明显优于很多同类的慕课平台，比如教育部的“官方平台”——中国大学MOOC。不过，他不得不承认，“中国大学MOOC要比优课联盟这个‘民间平台’的现实发展环境好很多”。

实际上，这一情况不仅仅出现在上述两者之间，而是普遍存在于我国各个慕课平台当中。众所周知，慕课对于当前高等教育具有特殊意义。因此，如何应对官方慕课平台与民间慕课平台之间的发展矛盾，如何有效进行慕课平台建设以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便成为当前不得不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背景不同水平不均

在孙忠梅看来，平台在慕课发展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因为它是连接高校、教师团队、企业的重要运行机构。“各高校建设的慕课一般只能给自己用，要想用到其他学校，就需要慕课平台这座‘桥梁’来实现，尤其是在跨校应用、线上教学服务与技术服务等方面。”

如今，我国有很多慕课平台，上海交通大学在线课程建设负责人余建波将其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官方发起的，如中国大学MOOC、学堂在线；二是高校发起的，如上海交通大学的好大学在线、深圳大学的优课联盟；三是企业发起、高校或联盟合作的，如智慧树、超星尔雅、高校邦。

不过，慕课平台虽多，但发展却是不均衡的。

正如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教授李志民所说：“平台方是慕课资源的组织者、推广者和运营者，平台的号召力决定了平台能吸引到什么老师、什么课程，是否是官方背景、是否和教师职称评选挂钩都会成为平台的潜在竞争力。”

对此，余建波给出了一组数据。

“现在，教育部在做‘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评选，我们通过分析评选出的课程发现，中国大学MOOC、学堂在线、智慧树这三个平台极具优势，约占精品课程的百分之八九十。”他举例道，比如一共评选800门课程，中国大学MOOC大约会评上600门，学堂在线和智慧树加起来大约会评上150门。“从这个角度来看，其他慕课平台就失去了阵地，不存在竞争优势了。”

正是因为拥有官方背景和在“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评选中的天然优势，所以更多老师和课程才涌入这些慕课平台，导致发展不均衡的现状。

重视评选而轻应用

不过，就像文章开篇所言，陆鸣担忧的是，官方平台并未将这一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比如中国大学MOOC，对学生的学习管理太弱，无法监控每一个学生的学习行为，同时，与老师的交流也不充分。“学生是否真正去学了，老师是完全无法掌握的。”

对此，余建波解释道，虽然中国大学MOOC、学堂在线、智慧树三个平台吸引了大量的老师和慕课课程，但它们却各有特色。

“中国大学MOOC的使用者侧重于社会学习者，大概其中百分之七八十都是社会学习者，而非在校生；智慧树的使用者90%是在校生；学堂在线的使用者中，社会学习者和在校生则大约各占一半。”他说，使用者是在校生的话，慕课平台就更注重教学运行的过程管理，教学运行效果会比较好，而社会学习者的随意性比较大，课程完成率很低，大部分课程的完成率只有1‰或1%，因此过程管理也就没那么严谨。

而之所以中国大学MOOC的使用者多是社会学习者，余建波认为，“可能是由于宣传渠道的原因，主要通过网络渠道而来。

虽然如此，陆鸣却依然担忧，因为“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评选的导向作用，客观上可能会带来一定的隐患。

“‘慕课宣传周’的举办和‘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的评选，让冷了两年的慕课再次快速发展起来。各高校也极为重视。毕竟，评选上精品课程，对学校来说‘面子上很好看’。”陆鸣担心，很多人会把精力放到慕课课程建设与精品课程评选上，而对慕课课程的应用却重视不足。

其实，他的担忧不无道理，开始于2012年的精品资源共享课评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当时，各高校响应教育部印发的《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工作实施办法》，从内部评选出优秀课程，进行课堂全程录像，放到教育部官方网站“爱课程”上，但如今，课程依旧在，观者却寥寥。

平台建设现状堪忧

事实上，除了官方平台与民间平台发展不均衡外，当前，我国慕课平台建设更严重且更需要及时解决的，是可持续发展问题。

正如李志民所说，至少到目前为止，国内的慕课平台几乎都是在亏损运营，长期找不到盈利模式，“这就需要考虑是否应该将慕课平台设计成非营利性组织，以政府投资支持、开放校友捐赠等方式来维持运营”。

对于这一观点，余建波深表赞同。

他说，所有慕课平台或者不收费，或者通过给其他学校提供选课服务收费、通过培训拓展课程资源收费，但都收费极少。按照当前的运营情况来看，慕课平台基本上都处于亏损状态。“但每年的服务费用，包括流量费、平台的开发费用、系统的维持费用等，还是挺大的。总的来说，各个平台都要谋求可持续发展之路。”

2015年4月，教育部在出台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与管理的意见》中，明确提出，慕课平台建设要形成“高校主体、政府支持、社会参与”的模式。

“而早在2014年5月，深圳大学就牵头建立了优课联盟，探索可持续发展模式。”孙忠梅说，四年多来，深圳大学一直在探索，后来成立了优课在线公司，构建了可持续发展机制。但从目前来看，这条路还没有完全走通，没有形成良性的运行模式。“从成立至今，深圳大学在优课联盟上累计投入约3000万元，包括教师课酬、助教费以及优课在线公司的平台开发、运行维护等，但是单靠一所高校来投入并非长久之计。”

此外，慕课建设标准尚未达成共识、核心专业必修课等慕课课程的跨校应用模式有待探索、市场化运作后的知识产权问题等，都是当前和未来慕课平台建设过程中的问题。

亦官亦民融合发展

谈及慕课平台建设现状与慕课的未来发展，李志民认为，须在两方面作长足改变才有可能取得突破。

“一方面是国家政策开放和认可在线学习学分的认定、在线学习学位的认定，在流程上做得更加科学，通过制定一系列规范来评估线上学习的有效性，并利用技术手段保障学习过程和测评过程的合规性。当然也需要人事用工方面的观念和政策变化。”他说，另一方面是在政策认可后，必然会出现新的商业机会，而商业机会必然会导致资本跟进，进而带来慕课技术发展和规模的快速扩张。

对于未来慕课平台的理想模式，孙忠梅透露了她的设想：最好是分层次的、差异化的、特色鲜明的不同平台。

“首先，平台的技术功能要先进，比如优课联盟，有人脸识别、直播、大数据分析，甚至学生成绩还能与区块链相结合。”她说，教学运营服务意识要强，慕课课程放到平台上之后，要有学生互评、老师互动等，而且要顺应师生的新需求及时进行开发、完善。“市场运作能力也要加强，就是在慕课资源的聚集与课程市场的拓展上，慕课平台要与学校、教师团队等形成一种良性的市场运行机制去推广。但这并非高校强项，所以最终还是应该形成公司化的运行模式，同时还能解决盈利问题。”

因此，她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应该在宏观指导和顶层设计上，引导全国形成差异化发展的不同慕课平台，以服务各类型的高校。毕竟不同层次高校的学生对慕课的需求程度也是有差异的。比如，优课联盟等民间平台着重服务地方高校、民办高校。

而且，慕课平台建设还应该分层次，教育主管部门在支持、指导中也要分层次，不能都在一个标准、层次上去竞争。“否则，对地方高校、民办高校等很难起到作用，最终有可能变成形象工程，失去其应有之义。”

采访中，余建波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路。

他建议，慕课平台不必太多，有三五个即可，将一些小的平台、地方高校等纳入其中，就好比是淘宝商城与各个店铺的关系。平台提供运行规则和服务保障，并收取服务增值费。具体的教学工作还是由使用平台的老师、学校或机构来提供，它们运营具体的慕课课程，再相应收取课程使用者的费用。至于教育主管部门，则只需选择其中一些好的课程给予鼓励、奖励和认证就可以了。

《中国科学报》 (2019-01-10 第1版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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