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诺奖得主:诺奖可能是除生死之外最重要的事

他是谁

　　John E. Walker，英国化学家，1941年1月17日生于英国约克郡哈法克斯。1997年10月15日由于对形成三磷酸腺苷的酶催化过程获得1997年诺贝尔化学奖。该年度的诺贝尔化学奖的一半,授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博耶(Paul D.Boyer)和英国剑桥分子生物学医学研究委员会实验室的沃克(Jonh E.Walker);另一半则授予丹麦奥胡斯(Aarhus)大学的斯科(Jens C.Skou),因为他首先发现了输送离子的酶——Na~+,K~+—ATP酶。这三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共同完成了参与"高能"化合物腺苷三磷酸转化的有关酶的前期研究工作。2018年10月底，John E. Walker参与2018世界生命科学大会，并接受网易科技采访。

　　他的观点

　　1、你必须要对你所做的工作真正感兴趣，不仅要感兴趣，还要致力于这个工作，因为你的科研要工作很长时间，否则就不会有突破。

　　2、对任何问题，你要继续下去的话才会有新的机会出现，而这个新的机会需要你持续的努力：在某个特定的领域不断的工作。

　　3、非常重要的发现会带来巨大的财富，但是出发点要是真正解决问题，而不是聚集巨大的财富。

　　4、你要做科学研究的话，必须诚实，欺骗是要受到遏制的。

　　5、诺贝尔奖是改变我生命的一个事件。这可能是除了生死之外这是最重要的事了。

　　

全球变暖、人口老龄化和微生物抗病性增加是人类需要迫切面对的问题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就好像一生都在坐牢，这对我自己来说也花了很长时间在挣扎。”1941年出生的John E. Walker非常诚实地讲述了自己曾经在科研工作中的迷茫和挣扎。

　　他还表示年轻的时候雄心勃勃，以为自己5年就能解决问题，但是40年之后，却还在解决这个问题。1997年John E. Walker阐明了三磷酸腺苷(ATP)合成的酶学机制获得诺贝尔化学奖，至今已经过去二十年了，他依然坚持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奋斗着。

　　John E. Walker认为全球变暖、人口老龄化和微生物抗病性增加是人类需要迫切面对的问题，他认为年轻学者必须要做个决定，他们要研究哪个领域。这其中有很多考量，影响到整个社会，影响到科学解决办法，影响到一些危机的解决。而如果他要重新开始科研，他可能想做神经医学，因为人们对大脑的理解太少了。

　　在采访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年近八旬的John E. Walker对自己未来的研究生涯目标清晰：“我未来的研究计划是继续我现在的工作，努力了解细胞死亡的机制，线粒体通透性的转换，提升现在做得不好的工作，验证一些阴性的、负面的东西，找到治疗肺结核的新药，这些都能让我忙好几年。”

　　以下为采访实录，网易科技整理

必须要对你所做的工作真正感兴趣，才能有突破。

　　Q：您是如何开始您的科研生涯？能不能给中国年轻的研究人员一些建议？

　　John E. Walker：我在大学本科的时候就开始了科学研究，我当时研究肺结核，还有一些生物化学分子合酶，还有一些脂的研究。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多肽和抗生素。

　　年轻学者必须要做个决定，他们要研究哪个领域。这其中有很多考量，影响到整个社会，影响到科学解决办法，影响到一些危机的解决。

　　我们现在面临着老龄化的危机，还有神经疾病，亨廷顿疾病等。我们一直在讨论抗生素的耐药性，抗生素变得没有用了，我们需要新的抗生素。传染病也在扩散，肺结核也成为世界一个主要的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解决。当然这些问题都有科学的解决办法，但是我们需要去考虑我们要在哪些领域工作，哪些领域会对社会有影响，能够帮助人类。

　　我觉得如果我要重新开始我的科研，我可能想做神经医学，因为人们对大脑的理解太少了。而这对于研究来说，是一个新机会，人们可以做出真正的贡献：了解大脑是如何工作的。

　　我觉得了解这些领域，解决这些领域的问题，取决于你和谁工作，你要有很好的导师，你要承认在某些领域公认是成功的人，比如说我自己的导师就启发了我在这个职业的发展，帮助我的科学生涯，所以有很多要素或者有很多问题需要考虑，比如说你研究的领域，能不能帮助解决一些重大的问题。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必须要对你所做的工作真正感兴趣，不仅要感兴趣，而且还要致力于这个工作，因为你的科研要工作很长时间，要研究它的结构，否则就不会有突破。我在研究AFT的时候做了很长时间才有了突破，所以你必须要非常得感兴趣，要找到问题的答案。

　　Q：是什么样的驱动力让您在这个领域工作了这么长时间？您是有什么样的信念精神？

　　John E. Walker：我很有兴趣，我也很幸运，去了一家很好的研究所，并且获得了英国医疗学会的支持，在那里工作了40年。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的话，我的工作会变得非常困难。

我未来的研究计划是继续我现在的工作，提升现在做得不好的工作

　　Q：那您现在对ATP的研究进展如何？

　　John E. Walker：我刚开始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只是想在这个领域工作。我和我一些知名的同事交谈，在学校里，我在的那个研究所里有一些人已经获得了诺贝尔奖。大概是1963年，他们开始描述血液当中的结构，血红蛋白的结构，他们做血红蛋白也很多年。我注意到在这个领域并不是很多人都有机会，利用大量的技能和知识来解决这个特定领域的问题。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就好像一生都在坐牢，这对我自己来说也花了很长时间在挣扎。我那时候还很年轻，雄心勃勃，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以为我自己5年就能解决问题，但是40年之后，我还在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对任何问题，你要继续下去的话才会有新的机会出现，而这个新的机会需要你持续的努力：在某个特定的领域不断的工作。

　　我现在除了做ATP complex合酶，还有它对人类的能量转化，最主要的就是ATP complex合酶。

　　Q：您未来的研究计划是什么？

　　John E. Walker：我未来的研究计划是继续我现在的工作，努力了解细胞死亡的机制，线粒体通透性的转换，提升现在做得不好的工作，验证一些阴性的、负面的东西，找到治疗肺结核的新药，这些都能让我忙好几年。

　　要以合作的态度来进行科学研究。

　　Q：关于北京的发展，有什么感受呢？

　　John E. Walker：我来过四五次北京，以前有很多自行车，没有那么多汽车。但是现在正好反过来，很多汽车，很少自行车。你们有很多漂亮的建筑，还有整个城市的发展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过去的25到30年之间相比，有了巨大的变化。

　　Q：如何来评估中国科学研究现在的进展？

　　John E. Walker：我觉得这非常激动人心。中国各界都做出承诺来提升中国的科学水平标准，现在已经开始收获红利了，中国一些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已经开始出一些成果。

　　Q：您对中国基础研究有没有建议？

　　John E. Walker：我觉得必须要做出自己的决定。昨天我们在讨论生物技术的时候，我说很重要的一点是，人们要有机会做他们感兴趣的事情，而不是做一些由行政部门或者官僚机构决定的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事情，要想有新的发现或发明，人们必须遵从他们自己内心的追求。

　　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发现会带来巨大的财富，但是出发点要是真正解决问题，而不是聚集巨大的财富。

　　Q：中国如何加强与外国的国际交流？

　　John E. Walker：中国科学是一个协作的项目，当然其中也有竞争，不论如何，都要以合作的态度来做，而不是以竞争的态度来做。从我个人来看，不同地方的人解决同样的问题比解决不同的问题要更好，而不是一团乱象地争着第一个去做。

　　全球变暖、人口老龄化和微生物抗病性增加是迫切需要解决的。

　　Q：您觉得人类社会未来十年要面临什么样的紧迫问题？人类社会面临最紧迫的问题是什么？

　　John E. Walker：今天下午我们也会跟学生们交流，他们会提出几个挑战，我们面临的一个激烈挑战就是全球变暖，能源危机。不再使用化石能源，尽早的使用绿色能源，我们是有科学解决方案的，但是我们也需要技术的发展。在这个领域，很多新的事情都在发生。

　　另一个就是人口老龄化，解决晚年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严重疾病，如何预防和治疗那些疾病非常重要。

　　还有一个就是微生物抗病性的增加，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继续努力的工作领域。

　　这三个领域是我们最后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Q：生命科学领域为什么有那么多虚假的论文？

　　John E. Walker：确实生命科学领域比其他领域有更多虚假的论文，这个事儿是不是对的我不知道，人们必须得学习一些伦理道德，怎么样追求科学试验，诚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你要做科学研究的话，必须诚实，欺骗要受到遏制的。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大规模的出现。

　　Q：您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做基础研究，写出了一些世界级的创新的论文，您是怎么成为一流学术研究机构的领导者的？

　　John E. Walker：我在成长的过程中，就认为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一直要领导他人。我还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员，我是足球队的队长，也是板球队的队长。在这个工作当中你知道如何来领导他人，激励他人，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学习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如何来引领一些人，然后激励他们。我在引领科学家团队的时候，让他们一直对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保持兴趣，这一点也是很有帮助的。

　　诺贝尔奖为你打开了大门，你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人

　　Q：您是怎么样看待诺贝尔奖的？

　　John E. Walker：当然是积极正面的，这是改变我生命的一个事件。这可能是除了生死之外这是最重要的事了。它为你打开了大门，你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人，如果没有诺贝尔奖的话，这些人你是看不到的。这些人来自各行各业，这是改变我们生活的一个最重要的事件，并不是所有人，每一个人都能有的。有的时候当然也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可能有些人因此而变得不开心，或者是受到了诺贝尔奖的干扰。有的时候个的人际关系也会受到影响。但总体来说它还是一个很令人愉快的事情。

　　我想说我还是很幸运的，我在得诺贝尔奖的时候，相对来说还比较年轻，才50多岁。在那个时候我有机会来利用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这个地位和身份，在英国科学界来引领一个新领域，推动这个新领域向前。

　　诺贝尔奖有不同的反响，有的诺贝尔奖得主继续他们的科学，有的人就转到其他领域，他们利用诺贝尔奖这个地位做一些关于和平和社会问题方面相关的工作，展现他们的专业知识。有的人还成为了政治家。

　　Q：您的整个团队每年大多数的研究时间都在英国吗？

　　John E. Walker：我是在牛津大学受教育的，在1969年离开，然后去了美国两年，去了麦蒂斯讯学院，威斯康辛大学，在研究学院上课，后来又做了博士后。

　　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是我要学的，来推进我的科学。当然也有机会来了解政治，还有美国的社会。后来我去了巴黎。我之所以去巴黎，主要是我有想艺术的想法。在英国，你必须得在16岁的时候就决定你是不是要做科学。我当时觉得这是非常难的，因为我当时的兴趣点还在外语上，所以去巴黎，我可以学法语，了解法语文化，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激励。它让我可以了解更多的文化和社会方面。

　　Q：法国、英国、中国的学术环境有什么不同？

　　John E. Walker：这三个国家是有差别的，比如说法国、英国科学文化，在70年代初的时候，就不一样，但后来很多的运动是围绕着西欧的科学，欧盟建立的很多项目，使得科学在整个欧盟更加具有同质化，这当然也带来很多的好处。我对中国今天的科学文化氛围并不是太了解，但是我能看到大家还是充满了热情，并且还有雄心勃勃的计划。

　　Q：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你参加2018世界生命科学的大会的感想，你觉得这个大会怎么样？

　　John E. Walker：我还是感到了学生们的热情。我虽然不是一个明星，但是他们还是愿意和我们照很多照片，我跟学生们交谈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对科学充满了热情。他们愿意致力于科学教育，或者是科学职业生涯。当然我也鼓励他们。

　　大师介绍

　　约翰·沃克，英国化学家，1941年1月17日生于英国约克郡哈法克斯。

　　1960年，约翰·沃克去了牛津的圣凯瑟琳学院，并在1964年获得了化学学士学位。

　　1965年，约翰·沃克在牛津大学威利恩·邓恩病理学院与e.p. Abraham合作开始研究肽抗生素，并获得博士学位。学位在1969年。后在美国和巴黎的大学承担研究项目。

　　他的获奖研究是在剑桥大学医学研究委员会分子生物实验室中进行的。他于1974年进入该研究室工作，并于1982年成为高级化学家。

　　20世纪80年代初，沃克开始研究三磷酸腺苷合酶——大多数生物的主要产能分子，这种分子有助于三磷酸腺苷这种化学能量载体的合成。研究重点在酶的化学成分和结构上。他确定了构成合酶蛋白质单元的氨基酸的序列。

　　90年代，沃克与X射线结晶学家们一起工作，澄清了酶的三维结构。他的研究工作支持了博耶的“束缚转变机制”，（解释酶特性的不平常方法）。沃克的发现为了解生物产生能量的方法提供了真知。

　　1994年由宾夕法尼亚大学被授予约翰逊基金会奖, 1995年，被选为皇家学会会员，1996年,获得彼得·米切尔欧洲生物能学国会勋章, 1997年，成为剑桥悉尼苏塞克斯学院的院士，并成为牛津圣凯瑟琳学院的荣誉院士。1997年由于对形成三磷酸腺苷的酶催化过程作出解释而与博耶共获诺贝尔化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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