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功出细活：诺奖不能急功，只能慢养

　　日本科学家本庶佑拿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至此，新世纪以来已有18位获奖时为日本国籍的日本人获诺奖。算下来，离2001年日本提出的“50年30个诺贝尔奖”的计划，已实现大半。

　　如果从国家的科研经费投入来看，我国肯定不弱。参与科研的人员数量也不在少数，毕竟我国人口基数摆在那儿。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距？我就培养机制和择题谈些个人的体会。

　　之前曾经写过5篇关于教育的文章，总结起来，无非是想说，教育跑得有点太快了。家长着急、老师着急、学生着急。我们都知道，慢功出细活。可是，什么时候能让你慢呢？

　　从小学择校开始，幼升小的压力就开始推着大家往前跑了，不然如何能让小朋友进得了好的小学？之后是中考、高考。家长们分享的经验简单来说，就是提前学，恨不得初二就把高中的知识点全学完，这样才能轻松应对能帮助自招加分的各种杯赛。这其中的道理跟打游戏一样，你练到17级后，想去打个10级的怪兽，那还不是随便秒杀！

　　为什么呢？虽然国内的大学不少，但名校屈指可数，能在QS、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进前100的就更少。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要挤进去，就只能跑了。这是中小学的现实。

　　进了大学，读了研究生，似乎能喘口气。可是，还得跟着导师继续跑，因为科研评估体系决定了。人工智能方向倒不需要导师使劲推才肯跑了，原因是市场决定了，好论文的数量对年薪的影响那可是线性增长的。

　　日本有没有补习班呢？有。东方人的基因似乎决定了，大家都喜欢上课后补习班。但像我国这样泛补习班、泛提前学的情况应该没有。

　　但“慢”同样是日本的特色之一。

　　我曾去过日本京都的银阁寺，对寺库里清洁工用镊子捡树丛中的垃圾、用毛笔大小的刷子清理下水井边上的灰尘印象深刻。这种极致的慢，也许是造就京都出奇干净的原因之一。

　　日本的诺奖获得者中也有类似的情况。2002年获奖的田中耕一毕业后在岛津制作所工作，被迫从本科时的电气工程专业转到化学，默默地做着底层研究员。因为机缘巧合和自身努力的结果，发明了“软激光脱着法”，让使用质谱分析法分析生物大分子成为可能。而他的成果是两年后的1987年，当时28岁的他才第一次在分子质量测定的会议口头报告了发现，第二年才在欧洲一本自然科学杂志上发表，成为诺奖种子的关键性学术论文，这也是一种极致的慢。

　　为什么能慢呢？因为急不来。如果我们还在发展中，那么首先还是要提高平均生活水平。从某种意义来看，科研的水平与平均生活水平是等价的。只有越来越多的人不以财富的多寡来评价人生价值的时候，才有可能有更多的人愿意慢下来、投身做些有益于人类进步的创新。

　　我在复旦大学15年有余，对复旦的校训深有体会，“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比起校训，更常用来描述复旦的一句是民间校训，“自由而无用的灵魂”。关于自由而无用，似乎有多种诠释。2010年初，新闻系校友李泓冰认为：“所谓‘自由’，是思想与学术甚至生活观念，能在无边的时空中恣意游走；‘无用’，则是对身边现实功利的有意疏离。”

　　而从科研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复旦造就的“自由而无用”是指可以自由地选择科研方向，可以做些目前无用的研究方向。这两点对于创新都很重要。

　　因为可以自由选择科研方向，所以作的研究才容易产生脑洞大开的奇思怪想。而无用的意义在于前瞻性。

　　对于学校而言，有很多研究成果是有条件完成产学研转换的。而以科研为主的老师并不见得能有多少时间和能力来实现转换。虽然思路有了，核心技术也有了，但产业化的路上需要做更多的技术活，需要作更精细的调参，一如现在人工智能正火的深度学习。但这些活，并不见得能在科研创新上产生更大的价值，却需要耗费科研人员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许，我们鼓励一些不擅长这些活的科研人员做些具有前瞻性的、无用的研究方向会更好。

　　大的创新往往需要达摩面壁十年的那份坚持，才能有那种可能率先被提出、可以改变人类思维方式的原创性成果。

　　而人的时间与空间往往又是一个平衡体。有首歌是这么唱的：“我想去桂林，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我想去桂林，可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

　　如果现有的科研评估体系能够让科学工作者慢下来，科研人员不用过多地参加各种会议、忙于申请可提供科研保障的项目、发表太多短平快的“高质量”论文，也许诺奖就指日可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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