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国生物安全实验室 研究世界上最危险病原体

图：悬挂在中国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的防护服，这里是拥有中国最高生物控制水平的实验室。

图：中国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内的中央监控室

　　BSL-4是生物控制领域的最高级别，其标准包括在空气、废水、废物离开实验室前进行处理和过滤，使用实验室设备前后研究人员需更换衣服和淋浴等。这类实验室经常引发争议，首家BSL-4实验室于1981年成立于日本，但直到2015年才开始研究低风险的病原体，当时其安全担忧最终被克服。在过去15年间，BSL-4实验室网络在美国和欧洲极速扩张，每个地区目前有十多家实验室投入使用或在建。尽管它们也受到抵制，包括被质疑是否需要如此多的生物实验室。

　　武汉实验室的建设成本为3亿元，为了消除安全隐患，这个实验室所在位置远高于泛洪区，能够抵御7级大地震的袭击，尽管该地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强烈地震。这家实验室将致力于控制新兴疾病、储存纯化病毒以及充当世界卫生组织的“参考实验室”，并与世界各地的类似实验室建立起联系。实验室主管袁志明（Yuan Zhiming）说：“它将成为全球生物安全实验室网络中的关键节点。”

　　中国科学院于2003年批准建设BSL-4实验室，SARS疫情爆发为这个项目立项提供了巨大动力。这个实验室在设计和建设方面获得法国方面的援助，双方曾与2004年签署预防和控制新兴传染性疾病的合作协议。但是由于项目的复杂性、缺少经验、资金不足以及政府审核等程序，导致其直到2014年底才竣工。

　　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的首个项目将是研究BSL-3病原体，它在刚果-克里米亚引发出血热。这是一种致命性蝉媒病毒，对全世界的牲畜都有影响，包括中国西北部，甚至可以感染人类。将来，这家实验室还会研究引发SARS的病原体，尽管后者不要求BSL-4实验室的安全水平。此后，还将研究埃博拉、西非沙拉病毒等。袁志明说，大约有100万中国人在非洲工作，中国需要以防万一，毕竟病毒不分国界。

　　最近埃博拉疫情爆发期间，高福曾前往塞拉利昂，带领团队报告病毒变异速度。武汉实验室将为其团队提供新的机遇，比如研究这种病毒如何引发疾病，并基于抗体和小分子研发治疗方案等。与此同时，也存在国际合作的机遇，有助于新兴疾病的遗传分析和预防。高福说：“世界正面临更多新兴疾病的困扰，我们中国需要做出更多贡献。”位于法国里昂的VirPath病毒实验室主任布鲁诺�丽娜（Bruno Lina）说，特别是那些人畜共患病毒，这些疾病可通过动物感染人类，比如SARS或埃博拉。

　　许多武汉实验室的研究人员都曾在里昂的BSL-4实验室接受过培训，那里的科学家对中国研究人员十分钦佩。武汉实验室的设施已经开始利用低危险病毒进行测试运行。但是围绕着中国的生物安全实验室，也产生许多担忧。美国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家理查德�埃布赖特（Richard Ebright）指出，SARS病毒曾多次从北京的高级控制设施中逃逸。

　　袁志明表示，他已经与实验室人员探讨过这些问题。他说：“我告诉他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必须要报告自己做过什么，或没做过什么。国内合作将日益开放，透明是实验室的基础。”生物安全实验室网络的扩张计划也凸显了这样的担忧。位于哈尔滨的BSL-4实验室已经在等待认证，接下来是北京和昆明的实验室，后者主要利用猴子研究疾病。

　　法国里昂的VirPath病毒实验室主任丽娜表示，中国的庞大国土意味着其需要更多生物安全实验室。而与西方相比，在对灵长类进行研究时，中国研究人员面临的压力也更小。她说：“如果你想测试疫苗或抗体，你需要首先在非人类的灵长类身上测试。”

　　但是罗格斯大学分子生物学家埃布赖特认为，中国大陆不需要这么多的安全实验室。他怀疑这种扩张是对美欧相关设施扩张的应变，但他也承认这种说法没有事实根据。此外，埃布赖特还称，政府可能会利用这种过剩产能开发生物武器。他说：“这些设施完全可以军民两用。”马里兰州CHROME生物安全咨询公司创始人蒂姆�特利文（Tim Trevan）认为，中国投资建立BSL-4实验室，可能是为了向世界证明自己拥有巨大的竞争潜力。他说：“这在生物界是个巨大的身份象征，无论你是否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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