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杂交水稻是如何诞生的？

20世纪60年代，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绿色革命”：以美国人诺曼·博洛格为核心的育种家用两种小麦进行杂交，培育出了“皮蒂克”等30多个矮秆、半矮秆的抗锈品种。同一时期，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的水稻育种家们，选用两个品种的水稻进行杂交，育成了产量高得出乎人们预料的半矮秆新品种“IR8（国际稻8号）”。这是人类自驯化野生植物成为适宜人工种植的“作物”后，对绿色植物所进行的又一次重大变革。

正当全世界都在为绿色革命的成功感到欢欣鼓舞时，中国的绿色革命也在悄然掀起帷幕。1966年，《科学通报》上刊登了袁隆平撰写的一篇文章——《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这篇文章引起了国家科委有关人员的重视，在政府指导下，于1967年成立了由袁隆平、尹华奇和李必湖3人组成的“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小组”，任务是主攻水稻雄性不育。由此中国的绿色革命开始了。

1970年10月，李必湖在海南岛三亚南红农场，与该农场的技术员冯克珊一起，在农场旁的水沟里，发现了一株雄性不育的野生稻。他当即把这一发现转告正在北京查阅文献的袁隆平。袁隆平听到这一好消息后，兴冲冲地从北京赶往三亚，他仔细检查了这株野生稻，认为这株野生稻除雄花没有生育能力外，其他一切都正常，这株野生稻只是雄性在生育方面是失败的，因此他就给这株野生稻起名“野败”。这株“野败”就是现在绝大多数“三系法”杂交水稻中不育系的老祖宗。

1970年冬，就在袁隆平、李必湖等带着“野败”回到湖南后，江西省萍乡市农业局的颜龙安和他的助手特地从江西到湖南，向袁隆平等学习培育杂交水稻的有关技术，随后他们将“野败”带回江西。这株“野败”在江西按时抽穗，颜龙安等不失时机地把“野败”的雄性不育性状成功地转送给了栽培稻“二九矮1号”，终于在1972年冬培育成“二九矮1号”不育系和“二九矮1号”的同型保持系。袁隆平等用同样的方法，在1973年秋也培育成功“二九南1号”不育系和同型保持系。

杂交水稻要真正在生产上应用，光有“不育系”和同型“保持系”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光有这“二系”无法得到具有杂种优势的杂交种子。为了得到具有优势的杂交种子，还需要一个“恢复系”。
为了这个目标，全国各地的水稻科研人员都在为寻找“恢复系”四处奔波。广西农学院的教师张先程非常幸运，1973年，他在东南亚的水稻品种中终于找到了符合要求的“恢复系”。他找到的“恢复系”，不仅能使“不育系”的结实率超过90%，而且从“不育系”上得到的杂交种子再开花时，雌、雄花全都正常，也就是说雄性恢复正常了。更难能可贵的是，杂交种子的产量很高，生长十分旺盛，即杂交种子具有强大的优势。

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后，1975年冬，国务院就做出了迅速扩大试种杂交稻的决定，并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加大投入，于是当时在湖南大地出现了千军万马下海南的动人场景。当年在全国多点示范的面积达5600多亩（1亩=1/15公顷），1976年示范推广的面积就高达208万亩。1976年至1988年间，全国累计种植杂交稻的面积为12.56亿亩，累计增产水稻1000亿千克以上，仅1987年，杂交水稻增收的粮食就达150亿千克，而当时辽宁省一年的粮食产量也只有127亿千克。

1981年6月6日，国家科委和农业部在人民大会堂把新中国第一个特等发明奖授予袁隆平、颜龙安、张先程、李必湖，这是对他们在杂交水稻领域取得的成就所给予的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