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热爱科学"的康熙没有让中国提早进入现代化?

　　

 

　　传教士和欧洲思想家对康熙的误读

　　康熙是明末以来中国皇帝中最具科学头脑和兴趣的一位“科技皇帝”。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他对科技的兴趣，以及他曾经颁布“容教诏令”对传教士们的鼓舞，均存在被误读的情况，究其原因，是传教士和欧洲思想家们对他抱以过高的期望，同时，为了增强路易十四对传教中国的支持，传教士们刻意误读(夸大)康熙的开放、宽容的态度，也是他们这么做的重要原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同时期欧洲对中国的兴趣，却是建立在这样的误读基础上，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对中国的误读反而构成了欧洲启蒙运动前期的重要的外在推动因素。

　　传教士们对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二月初五日康熙对礼部前二日请求允许传教的奏折批示“依议”二字表示了极大的热情。奏折说：“查得西洋人，仰慕圣化，由万里航海而来。现今治理历法，用兵之际，力造军器、火炮，差往阿罗素(即俄罗斯)，诚心效力，克成其事，劳绩甚多。各省居住西洋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又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喇嘛、僧等寺庙，尚容人烧香行走。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俟命下之日，通行直隶各省可也。(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此传教宽容诏书之获得，是徐日升、安多、张诚等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苏霖神父说：“我们期待已久的日子终于来到，康熙三十一年，天主教自由诏令终被公布，那是康熙39岁，清王朝立国49年，中国皇权制度存在4644年。基督教信仰传入中国1056年(景教于公元635年传入中国——作者注)，圣方济各·沙勿略逝世140年，耶稣会神父成立中华传教区109年，杨光先迫害教会后24年，时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降生后的1692年3月22日。那一天，对所有的传教士与中国基督徒来说，都是最大的快乐与永远的幸福。”

　　在此期间，康熙患打摆子的病(疟疾)，神父们向他推荐金鸡纳霜治疗得力，当然也确实增强了康熙对西洋传教的好感。

　　然而，第二年，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3月26日，巴黎外方传教会的阎当主教在他所管辖的福建代牧区内，发布了著名的禁止中国教徒实行中国礼仪的禁令，从而将局面弄得不可收拾。

　　康熙对天主教的确有研究的兴趣，但是决无真正将此教推行全国的想法，更无皈依基督的意思。但是，他对西方科技和天主教的兴趣却被传教士们刻意的结合起来，认为前者必然导致后者的结果。

　　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抱以极大的热情。莱布尼茨曾高调的宣称：“人类最伟大的文明与最高雅的文化今天终于汇集在了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如同‘东方欧洲’的‘Tschina’(这是‘中国’两字的读音)。我认为这是命运之神独一无二的决定。也许天意注定如此安排，其目的就是当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和相隔最远的民族携起手来的时候，也会把它们两者之间的所有民族都带入一种更合乎理性的生活。”他对这种交流尚且持有平等的观念：“这一文明古国在人口数量上早已超过了欧洲，在很多方面，他们与欧洲各有千秋，在几乎是对等的竞争中，二者各有所长。”莱布尼茨是“17世纪所有学者中最早(可能柯尔贝尔除外)、以最大的顽强精神和持续精神关心中国的人。”但是，莱布尼茨的关系不仅仅是出于好奇心，他“始终醉心于宗教统一的思想，他认为由于对世界上最古老历史之一的了解就可以向欧洲人就如同向中国人解释自然理论的原则。他为了实现在欧洲与远东之间的这种统一而依靠的手段就是耶稣会。”

　　此外，他还在和白晋的通信中对中国的八卦图中体现的二进制数学问题表现了浓厚的兴趣。对于中国的“战争艺术”，莱布尼茨认为“他们也低于我们的水平，然而这并非完全出于无知，而是他们蔑视人类中一切产生或导致侵略的行径，更厌恶战争本身——在这一点上，他们几乎是在效仿被不少人误解了的、深知过于夸张了的基督的崇高教会。……在这些方面，他们超过我们。”

　　他对中国的智慧持盛赞态度：“如果推举一位智者来评判哪个民族最杰出，而不是评判哪个女神最美貌，那么他将会把金苹果判给中国人。”他不认为中国的祭孔是宗教仪式：“中国人对孔子的崇拜几乎并没有任何宗教崇拜的意味。”

　　在得知白晋上书路易十四，写了《康熙皇帝》之后，莱布尼茨将这个报告纳入到他的《中国近事》的再版中。1697年(康熙36年)白晋在致路易十四的这封长信(即《中国现任皇帝传》或《康熙大帝》、《康熙皇帝》)中极力夸赞康熙的学习态度：“为便于讲授，康熙在皇宫内赐给我们一个房间。这个房间原是其父皇顺治的寝宫，现在是皇上进膳的地方。我们就在这个房间觐见皇上，度过摆脱的一部分时间。”“康熙皇帝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专注和细心。”“皇上在研究数学的过程中感受到莫大的乐趣，因此，他每天都和我们一起度过两三个小时。此外，在内室里，不论白天还是夜晚，皇上都把更多的时间用于研究数学。”

　　及至44岁时，康熙还是如此奋力苦学。“康熙帝今年44岁，执政已经36年。他一身丝毫没有与他占据的王位不称之处。他威武雄壮，身材匀称而比普通人略高，两眼比他本民族的一般人大而有神。鼻尖稍圆略带鹰钩状，虽然脸上有天花留下的痕迹，但并不影响他英俊的外表。但是，康熙的精神品质远远强过他身体的特征。他生来就带有世界上最好的天性。他的思想敏捷、明智，记忆力强，有惊人的天才。他有经得起各种事变考验的坚强意识。……老百姓极为赞赏他对公平和正义的热心，对臣民的父亲般的慈爱，对道德和智慧的爱好，以及对欲望的惊人的自制力。更使人惊奇的是，这样忙碌的皇帝竟对各种科学如此勤奋好学，对艺术如此醉心。”白晋极力向法王路易十四表达模棱两可的关于康熙“有朝一日”会皈依基督的信息，这显然是对康熙的误读，也是为争取传教中国得到法王更多支持所做的说服工作。因此，康熙对西学和基督教(天主教)的兴趣其实是值得怀疑的。白晋说：“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上帝借助科学和艺术，丰富了这位皇帝的头脑，培养了他崇高的情操，而且这位皇帝也对天主教表示了好感。所以我们有理由推断，有朝一日他很可能成为中国偶像崇拜(即佛教和祭孔——本书作者注)的摧毁者。倘若真如此，他将与陛下更加相似……陛下，如果有朝一日，中国皇帝处于对在陛下的保护下已经达到完美境地的法国科学与艺术的无限向往，而对我们的神圣宗教也肃然起敬，尽管他天性骄傲，一向确信自己拥有对世界各国人民起启蒙作用的先进文化的中国国民，也认识到天主教的教义胜过本国空洞玄虚的哲学，以至中国皇帝和国民能够信仰福音教义，那将是在陛下当政时期的何等大喜之事啊!”

　　他说：“我们屡次听说(是听说——作者注)，皇上根据天主教的教义判断这一宗教的价值，并根据天主教迄今在中国传播的情况，断言这一外来宗教，有朝一日会成为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看来，康熙皇帝已经从中国几种非常古老的迷信中觉醒过来。”

　　白晋这种极富煽动性的话当然对江山远隔的法王产生诱惑力。而白晋等传教士的确是误读了康熙对西方科技的热爱。康熙对西方科技的热爱仅限于其个人爱好，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由于他并没有将这种学习转化为像同时期的彼得大帝那样的对外开放政策以及国内的教育内容的改革政策，因此，康熙对西方科技的痴迷与钟情于木匠活的天启皇帝并没有本质区别。不能夸大康熙学习西洋文化的社会价值或历史价值。

　　白晋过高地夸大了学习西洋科技与传教后果之间的必然联系，认为通过这种方式(也即利玛窦规矩)可以攻下康熙的信仰之心，促其皈依天主教。他认为，“根据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经验，传教士体会到要把天主教传入总共并使之在哪里发展，最好的办法就是宣传科学，这也是上帝的旨意。”他认为康熙请法国传教士到中国传播科技，是要组成和路易十四搞的法国科学院那样的学院。“这位皇帝的意图是让已在中国的耶稣会士和新来的耶稣会士一起，在朝廷组成一个服务于陛下的王家科学院的科学院。”这无疑是在误导路易十四。

　　白晋其实对康熙还是拿不准的。他说：“不言而喻，康熙皇帝要与陛下相似，就必须信仰天主教，还必须像陛下那样虔诚地信奉天主教。关于这一点，我们还看不出这位君主内心的真正态度，因此他不表露自己的想法。然而，无论是从皇上对天主教的了解来看，还是从其公然保护天主教及其向臣民、朝廷王侯、皇子，尤其是皇太子所表露的对天主教的好感等方面来看，可以说，这位伟大的君主离天国已经不远了，这样说绝不过分。如果想到这位皇帝不断地对福音宣传者表示善意，又怎能推测他这样做是出于其它动机呢?”康熙当然有其它动机。

　　

 

　　康熙对欧洲科技感兴趣的动机

　　白晋搞不清楚为什么康熙一方面对西方科技如此痴迷，另一方面又并不皈依天主教。这说明他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皇帝。康熙对西方科技的实用性特征是明显的，他并不在意在全国范围推行新科技的学习。比如，康熙二十七年(1689)，即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的那一年，康熙曾请巴明多将法国人皮里的《人体解剖学》译成满文，此书历时五年译成，后又用汉文译成两部。但是，康熙帝却最终退缩了，他不敢将此书出版，只是藏于深宫，自己浏览研习，因为他还是认识到现代医学对中国礼教构成了冲击。而在同时，康熙却大力推广义理经学、宋明理学，重新勘定《性理大全》和《朱子全书》等玄学、哲学，以此取代人体实学，他的目的是要把朱熹思想视为兴家安邦的重要的思想武器。由此可见康熙最终的选择是出于帝国的意识形态安全考虑。

　　康熙帝在权力方面达到中国古代帝王的巅峰，但是却没有运用这个权力推行国家科技的发展。究其根源是康熙学习西方科技的动因不在发展中国科技，而是另有隐情。正如白晋在《康熙皇帝》中所论：“把热爱科学的强烈感情与专心致志的研究实践结合起来，这对于一般人来说，是备受称赞的事情。可是对于统治者如中华帝国这样大国的皇帝来说，与其应该受到赞扬，不如说应该受到责备。”

　　这个隐情之一，是康熙学习西学之根源在于幼年时受到历狱的刺激。康熙曾回忆说：“康熙初年，因历法争讼，互为讦告，至于死者，不知其几。康熙七年，闰月颁历之后，钦天监再题，欲加十二月又闰，因而众论纷纷，人心不服，皆谓从古有历以来，未闻一岁中再闰，因而诸王九卿等再三考察，举朝无有知历者，朕目睹其事，心中痛恨，凡万几余暇，即专志于天文历法一十余载，所以略知其大概，不至于混乱也。”康熙五十二年(1713)，他对皇子们说：“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至大辟。杨光先、汤若望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赌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人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白晋证实了这样的说法：“最初使康熙帝对西洋科学产生信心的，是由于教士南怀仁与中国钦天监杨光先的论战……康熙帝谕命用中国天文学和西洋天文学，分别推算出日蚀和月蚀来。关于这项实测，不仅礼部官员都参加，就连其它朝臣也都列席了。结果，证明西洋天文学的推测，与实际天象完全吻合。于是康熙帝就沿着顺治时代汤若望汉译西洋历法的前例，谕命中国今后正式采用此种西洋历法。”可见中西历法之争导致的政治斗争对他刺激之大。他自己想搞清初历法问题，以便“断人之非”。隐情之二，康熙之所以对西洋科技知识着迷，是他借此想成就一代伟大帝王的无所不能性，增强统治魅力，以获得更大的统治认同。

　　康熙时期，西方科技对全国的影响仅限于历法和天文。康熙晚年时，由于历法之争已不存在，公开地讨论天文预兆和历法研究都被禁止———这些内容已和清王朝的统治合法性有关，而到康熙时，满洲统治的合法性已经牢固的建立起来。1715年，康熙在科举考试中禁止了有关上述科技内容。此前两年，乡试和会试的主考官都被要求不许出有关天文、乐律或计算方法的策问。清朝新出的自然研究著作以及康熙雇用耶稣会士所作的宫廷项目，都禁止主考官和考生涉及。科技被牢牢地控制在宫廷内部。

　　“上述论述一言以蔽之，即为控制。在以上所描述的场景中，即使不是全部，也有大部分的描述是关于康熙帝认真展现了他对与西学有关的实践的精通，从而也展现了他亲自控制与西学有关的在他的帝国产生并传播的所有事物的能力。一方面，虽然康熙帝在耶稣会士面前是一个接受者，但他也时常表现出一些他们不具备的技能和知识，并公开把这些技能和知识用于重新检验他们所教授给他的知识和技能，从而使他并不完全相信这些知识和技能或完全处于被动的学生地位。另一方面，当皇室(王公贵族、满族皇子)面前演示时，他变成了一个仁爱博识的教师。康熙帝通过这种方式垄断了西学，而不是仅仅宣布‘国外科学’合法化。只有控制人(如来自乡间的绘图者)和控制知识(包括由他委托刊印的三角法表的细节)才能保证外国科学产生的影响将与他对自己所要求的标准一致。”“康熙帝系统地利用他们所提供的智谋控制其它人。……这写和17世纪的欧洲的学术科学的理性毫无关系。”

　　康熙控制西洋科技于宫廷内部的目的，是要将西洋科技当成自己炫耀的工具。此举具有两个政治后果：一是证明自己的能力，在大臣王公面前取得优越感。尤其是在汉臣面前取得自信(这一点恰恰说明康熙对自己蛮夷身份的敏感和一定的自卑)。二是证明自己能够将西洋人制服，“柔远能迩”。他甚至还亲自替回国的传教士修改其带回本国的信件，以此炫耀王朝的巩固和帝王的圣德。可见这与世界观的开明关系不大，与对知识的渴求知识不大，而是出于王朝统治的需要。

　　康熙帝在炫耀自己的科技知识时并不在乎王公大臣们懂不懂，在他炫耀测绘日影、画画三角、测量山头的高低等技术时，常常以把善于阿谀奉承的汉臣们问得张口结舌为乐事。而那些汉臣正好逮着机会表现对康熙的赞叹和恭顺。所谓“聪明天纵，观文察理，诚非臣愚等所能仰窥也。”康熙二十六年(1687)六月，他在训斥汤斌等人时，一方面承认“汉人学问胜满洲百倍”，另一方面，又警告说，“如有人档案以汉俗炫耀、蛊惑于御前，断不姑息。”南怀仁曾经记述说，一次他陪康熙夜话(1682年康熙巡视辽东时)，“皇帝看着半圆的天空，让我们用中国和欧洲话把主要的星一个不剩的读给他听。他通过这件事，表现他有着无限的知识。”“他拿出几年前给他制作的小型星座图表，依据星的位置说出时刻来。这样，他便在周围的贵人面前，能夸示自己的学问而得意。”

　　康熙只是朦胧的感觉到了西方与中国关系的竞争性特征，康熙五十五年(1716)十月，康熙谕大学士、九卿等言：“天下事未有不由小而至大。小者犹不可忽，大者益宜留心。……即如海防乃今日之要务，朕南巡过苏州时，见船厂问及，咸云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其余悉卖在海外赍银而归。官造海船数十只，尚需数万金，民间造船，何如许之多。……此中情弊，速宜禁绝。海外有吕宋、噶喇吧等处，常留汉人，自明代以来有之。此即海贼之薮也。……不可不为预防。出海贸易，海路或七八更，远亦不过二十更，所带之米，适用而止，不应令其多带。再东洋，可使贸易，若南洋，商船不可令往。第当如红毛等船听其自来耳。且出南洋，必从海坛经过，此处截留不放，岂能飞渡乎。又沿海炮台，足资防守。……往年由福建运米广东，所雇民船三四百只，每只约三四十人，通计数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意防范。台湾之人，时与吕宋地方人互相往来，亦须预为措置。凡福建广东及江南浙江等沿海地方之人，在京师者，尔等可加细询。朕令广东将军管源忠，浙江总督满保，两广总督杨琳，来京陛见，亦欲以此面谕之。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又汉人心不齐，如满洲蒙古，数十万人皆一心。眹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以其不能一心之故，国家承平日久，务须安不忘危。”

　　他已经意识到西方强大的对手就要来临，为了防汉却消极封闭。这都是源于帝国治理的需要。因此，康熙的事例再次证明：所谓西学东渐和西方冲击都无法真正改变中国统治者的世界观，他们的世界观由帝国治理的内在需要决定。康熙不注重西洋科技的实用和普及的第三个隐情，是由满洲统治集团对骑射祖训习俗的眷恋，这种眷恋一是出于固守和加强身份构建的需要，二是出于他们对战争科技的不思进取之心，三是他们对汉人掌握先进火炮技术的恐惧。在学习西洋科技方面，康熙对采矿、冶金、机械是很少涉猎的。他要求满洲贵族不忘祖宗遗训，勤习骑射，以武艺威慑汉人，又研习西学，用新的科技知识对付汉人的文化优越感。不忘骑射和“国语”是满清加强自己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手段。我们再次看到因夷狄身份入主中原的满清一直处于身份构建的过程中，对此一直保持相当的敏感性，并因此最终影响到中国的全面发展。

　　在台湾收复(1683)和雅克萨战争(1689)结束后，出于防备汉人和加强满洲人认同目的，康熙就限制了新式火器的发展。这在百余年后导致中国在与侵略者的战争中的绝对被动局面。“直到17世纪末，中国与西方在实用炮学上的差距歧视并不特别显着”，自“康熙二十二年底(1683)定全国之后，因军事的威胁消失，官方对火炮的重视日减”，禁止各省自行研制火炮，此后火器发展走向衰落。

　　此外，与制炮有关的各项工程技术也不能传入民间，更无助于推动全社会的技术进步，南怀仁撰《神威图说》原希望其中解说的各理论法则能够流传，不想被康熙 “留览”后便再无下文，不仅没有刊刻，而且原稿都最终佚失。有人认为康熙热心招揽懂科学技术的耶稣会士供奉内廷，就实质而言与历代帝王纳各种方术之士于宫廷并无二致，虽然具体技艺和事务不同，但皇帝以奇人异士炫耀天下的心态相同。持这种古老的心态自然不能指望他做出开创性的近代事业。乾隆在招揽身怀绝艺的耶稣会士这一点上正如他在其它许多方面的作为一样，有效仿祖父之心，只是他的智能和识见远不及康熙，无法钻研天文数学等科技知识，只好对各类 “奇技淫巧” 更感兴趣。有人总结说康熙引进西方科学没有超越实用知识的范围及猎奇赏玩的限度，而雍正时代留京的耶稣会士则等而下之，沦为宫廷画师或工匠整日为皇帝制作各类玩赏品， “所以在大地测量和历法问题基本解决之后，西学东渐的事业就日渐低落。”甚至对于明代研究火器的兵书如《武备志》等，也一概列为禁书，不准流传、刊行。

　　地方更是被禁止自行发展火炮。康熙五十四年，山西总兵金国正上言愿捐造新型的子母炮二十二位，分送各营操练，上谕大学士等曰：“子母炮系八旗火器，各省概造，断乎不可!前师懿德、马见伯曾经奏请，朕俱不许”，竟然禁止地方官自行研制新炮以充实武备。雍正间，清廷还将盛京、吉林和黑龙江以外各省的子母炮尽行解部。以后各朝沿袭火器控制政策，火器发展不可避免地走向衰颓。

　　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康熙自然面临中国学问与西学相比的优劣性问题，他保持对中国学问的尊严感，除了在对传教士的训话中驳斥传教士们不懂中学之外，他支持“中学西源”的理论。康熙从白晋、张诚学了一阵数学，故作恍然大悟地说：“算法之理，皆出自《圣经》，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国算法，彼称为阿尔珠巴尔者，传自东方之谓也。”

　　“西学中源”说主要是就天文历法而言的。清初遗民学者如黄宗羲、王夫之和方以智等始倡此说，这是遗民学者借以贬斥甚至抵制西学的思想依据。因数学与天文历法关系密切，也被涉及。后来扩展到中西学问的全部来历问题。康熙初期发生了“历狱”。这件事情牵涉到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来历的认识问题。

　　清初从教人士曾一度宣传过一种中国人种西来说。如《道学家传》“小引”云：

　　“盖上古之时，非无书史可考。然经秦火之后，古儒真传道统，竟多失落。故《鉴》、《史》之所载天地人三氏等以至伏羲，中华典籍，皆无确据可稽。是以究诸西史，幸神师指示，古经尚存，一一详具其内。果见东海西海，同一无二，原同一脉。……未有天地之先，昊天之主宰，无声无臭，于穆不已，以其全能，命阴阳二气、火气水土四元行，开辟乾坤，造成万汇。乃将土化为人祖，男则名曰亚当，女则名厄袜，配为夫妇，以传人类。父子公孙，代代相继，传至第十三代子孙，名号伏羲者，乃始入中华，为首御之君，画地始有民居。从兹至今，朝代年纪，一一可考，于西历参对，符合无差。”

　　汤若望的学生、钦天监官员李祖白的《天学传概》(康熙二年，1663年)也将中国人之起源与《圣经》故事结合，有类似说法：?

　　“天主上帝开辟乾坤，□生初人，男女各一。初人子孙聚居如德亚(Judaea，犹太——本书作者注)，此外东西南北并无人居。当是共事一主，奉一教，纷歧邪说无自而生。其后生齿日繁，散走四遐逖，而大东大西有人之始，其时略同。考之史册，推以历年，在中国为伏羲氏。既非伏羲，亦必先伏羲不远，为中国有人之始。此中国之初人实如德亚之苗裔，自西徂东，天学固其所怀来也。生长子孙，家传户习，此时此学之在中夏，必倍昌明于今之世矣。延至唐虞，下讫三代，君臣告诫于朝，圣贤垂训于后，往往呼天称帝相警励。……审是，则中国之教，无先天学者。”

　　既然中国人和中国学问都是来自西方，那么还有什么能比这种议论更刺激反教士人呢?李祖白的《天学传概》成为杨光先反教的一个主要借口，康熙三年(1664)七月二十六日，杨光先赴礼部具投“请诛邪教状”，并附呈《天学传概》等作为证据，引发了康熙“历狱”。最终汤若望被逐出钦天监，后无罪释放，而李祖白等五名钦天监官员被处斩。此时康熙尚未成年(10岁)。

　　康熙八年(1669)，汤若望得平反，李祖白等得昭雪之后，尽管利类思(Louis Buglio, 1606-1682)等著《不得已辨》、《崇正必辨》等书，反驳杨光先的《不得已》，但对于“伏羲为天主之苗裔”一说，则不敢认真计较。此后传教士们也顾及中国人的感受，未推进中学西源说。

　　至康熙中期，前文所述的李明传教士又提出这个问题，他坚持认为上古时期，中国是诺亚的儿女所建之国：“诺亚的儿女散布到了东亚大地，很可能建立了这个王国;大洪水时期，他们领教了造物主的威力，从而也认识了造物主，连其子子孙孙都对他有莫名的畏惧。时至今日，从中国人的历史中还可以找到那些雪泥鸿爪，所以这一点几乎是不容置疑的。” 他更是把中国三皇五帝时的历史与基督教对上帝的崇拜传说相糅杂，认为：“我们仔细研究一下中国历史就不难发现，此后三百年的周幽王时期——即耶稣诞生前八百年左右，偶像崇拜还没有影响到人们的精神境界。所以，中国人连续两千年都保持了对上帝的膜拜和景仰，简直可以作为基督徒的表率。”李明的歪理邪说本是要融汇中西两大文化，以使利玛窦规矩能得以承认。当然，他的谬论没有得到罗马教廷的认同，并且他的著作一经刊行即遭禁止，长达两个多世纪。

　　不过，李明还是如实记载了中国科技为什么没有进展的原因：“不论新机器看上去多么奇妙，如果没有皇帝的特别命令，中国人依然不能决定优先使用新机器而放弃旧机器。古董，即使损坏了，对他们来说，依然具有至善至美的新东西所不能稍减的魅力，而欧洲人在这方面则大不一样，他们只对新鲜事物感兴趣。”备受历狱刺激的康熙后来一反传教士的中学西源论，提出“西学中源”论，并经当朝御用文人的阐发而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康熙论道：

　　“我朝定鼎以来，远人慕化，至者渐多，有汤若望、南怀仁、安多、闵明我，相继治理历法，间明数学，而度数之理渐加详备，然询其所自，皆云本中土所流传。粤稽古圣，尧之钦明，舜之睿哲，历象授时，闰余定岁，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推步之学，孰大于是?至于三代盛时，声教四讫，重译向风，则书籍流传于海外者殆不一矣?周末畴人子弟失官分散，肆经秦火，中原之典章既多缺佚，而海外之支流反得真传，此西学之所以有本也。”

　　清代“历算第一名家”和“开山之祖”梅文鼎(1633-1721)迅速做出反应，他将中国历史附会进西学中源的理论中去：“太史公言，幽厉之时，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夸翟，盖避乱逃咎，不掸远涉殊方，固有挟其书器而长征者矣。(如《鲁论》载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故外域亦有律吕音乐之传。历官假遁，而历术远传，亦如此耳。又如《传》言，夏衰不窋失官，而自窜于戎翟之间。厥后公刘迁邠，太王迁歧，文王迁丰，渐徙内地，而孟子犹称文王为西夷之人。夫不窋为后稷，乃农官也。夏之衰而遂失官，窜于戎翟，然则羲和之苗裔，屡经夏商之丧乱，而流离播迁，当亦有之。太史公独举幽厉，盖言其甚者耳。)然远国之能言历术者多在西域，则亦有故。《尧典》言‘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教授人时’，此天子百官在都城者，盖其伯也。又命其仲叔分宅四方，以测二分二至之日景，即测里差之法也。羲仲宅嵎夷，曰睗谷，即今登莱海隅之地;羲叔宅南交，则交趾国也。此东、南二处皆滨大海，故以为限。又和叔宅朔方，曰幽都，今口外朔方之地也，地极冷，冬至于此测日短之景，不可更北，故即以此为限。独和仲宅西，曰昧谷，但言西而不限以地名，其地既无大海之阻，又自东而西气候略同内地，无极北严凝之畏。当是时，唐虞之声教四讫，和仲既奉帝命测验，可以西则更西，远人慕德景从，或有得其一言之指授、一事之留传，亦即有以开其知觉之路。而彼中颖出之人从而拟议之，以成其变化，固宜有之考。史志唐开元中有九执历，元世祖时有扎玛鲁丹测器，有西域万年历。明洪武初有玛沙伊克玛哈斋译回回历，皆西国人也。而东南北诸国无闻焉。可以想见其涯略矣。”

　　康熙及其御用文人的中国文化观由此而上升到一个台阶，完善了清朝实现天下一统的世界观的目标：从学习西学而转为捍卫中学的宗源地位。此论为中国文化优越感再次找到了权威解释，并一直被乾嘉学者奉为圭臬，直至清末竟然成为“中体西用”和中华民族增强自信和凝聚力的一个重要理论源头。然则，在当时的中西关系之背景下，“西学中源”论却丢弃了明末徐光启提出的“超胜”西方的目标。“按照西学源于中学的思维逻辑，那么何须深入钻研西洋科学，更谈不上吸取其科学方法上的精华，接受西方异质文化的启示了。这不能不说是会通中西的歧途!”

　　与明末对待西学的态度相比，清初的皇帝将其归入自己的个人爱好范畴，并以此作为炫耀自己博学、增强统治魅力的手段。而士大夫们也无法像明末一样积极、主动而普遍的学习西学，沦为康熙“西学中源”说的爪牙。

　　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甚至包括利玛窦本人——将西学与中学附会比拟，其目的是为了传播西学。与清初兴起的西学中源论存在本质区别。明末的西学与中学之“被拟同”，“其立说之旨确实为消除中国士人对西学的隔阂，以实现‘学术传教’的目标。……从本质上而言，耶稣会士和明末学者鼓吹的中西‘拟同’论仅仅是一种文化传播的策略和方式，它在中西文化相遇初期，确实起到了沟通差异、促进交流的作用。”“中西‘拟同’与‘中学西源’论是有本质差别的，因为相似未必同源，二者没有必然的联系。笔者认为，鼓吹‘西学中源’说的动机显然不是为了沟通中西差异，而是要为遭受西方科学强烈冲击而明显处于下风的中国传统科学寻找恢复自信的理由。他们通过搜罗一些似是而非的证据，甚至不惜附会、臆断，建立起一套西学源出中国、中学流传西方的理论，其目的是为了有意识地贬低西学而维护中学。”

　　万历三十五年(1607)，当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译出《几何原本》的前6卷的时候，他曾极富预言性的说道：“续成大业，未知何日，未知何人。”大约250年后(咸丰六年，1856)，李善兰与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合作译成了《几何原本》的后9卷，这个迟来的成果正好验证了清朝自绝于与世界文明共同发展之机缘的不幸历史。同样，徐光启以《坤舆万国全图》为蓝本刻印《两仪玄览图》239年之后，道光二十二年(1842)，魏源草就《海国图志》。

　　这两个二百余年就是中国失去的二百余年。当满洲统治中国的身份合法性问题高于一切的时候，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和国内文化发展均被泛政治化了，这是清中前期中国丧失与世界同步发展机遇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