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对科技公司越来越反感 硅谷还能自愈吗？

图：旧金山人文科技中心创始人崔斯坦·哈里斯(Tristan Harris)

图：苹果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被认为掌握了工具为人所用的精髓

图：Facebook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出席国会听证会

　　人性的本质就是它的不断变化。因此，它不能作为评估科技影响的稳定基础。然而，这种关于人性不会改变的假设是有用的。将人性视为静止，纯粹和必要的东西有利于将发言者提升到有影响力的位置提升到权力的位置。他们能够就此告诉我们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去做。

　　无论有意或无意，这就是科技人文主义者在谈论科技威胁到人性时所做的一切——就好像假定人类的本性自旧石器时代以来一直保持不变，直至iPhone的出现。将人性和科技分离开来为一小群人确定正确方式知名了方向。尽管科技人文主义者可能会相信他们是为了共同利益而行事，但他们自己也承认有着精英做派。“我们有道义上的责任，以道德方式来引导人们的思想，”特里斯坦哈里斯（Tristan Harris ）宣称。

　　哈里斯和他的科技人文主义同行们经常援引公共健康的措辞。人文科技中心的罗杰·麦克纳米(Roger McNamee)甚至称公共健康是“整个事情的根源”，而哈里斯则将使用Snapchat比做吸烟。公共健康框架不可避免地将科技人文主义者扮演了家长式的角色。解决公共健康危机需要公共卫生专业知识，同时也排除了民主辩论的可能性。你无法提出如何治疗疾病的任何问题，你只能打电话给医生。

　　这种家长式风格却形成了关于科技人文主义的一种讽刺：他们用来描述用户的语言往往是非人性化的。 “Facebook吸引掌控原始冲动的“蜥蜴脑”(Lizard brain)——主要是恐惧和愤怒，”麦克纳米说。哈里斯回应了这种观点：“想象你有一条输入电缆，”他说， “你正试图将它插入人的大脑。你是想将它插入原始冲动的大脑皮层中，还是想将它插入更具思考性的区域？”

　　人文科技中心网站提供了一些建议，教你如何与自己的智能手机建立一种更省心、更轻松的关系：将屏幕设置为黑白模式，关闭应用程序通知并在卧室外为设备充电。它还宣布了两项重大举措：一项旨在提高人们关于科技对年轻人“数字健康和福祉”负面影响认识的的全国性运动;和一个名为“危害分类目录”的网站，其将收集不同技术对健康影响的信息，以指导工程师开发“更健康”的产品。

　　这些举措可能会帮助一些人减少智能手机的使用。这对于某些人开说是一个合理的个人目标，但也有一些人可能不会认同这个目标，也不需要任何不健康的东西。许多人依赖互联网寻求慰籍并团结彼此，那些在真实社会中感到被边缘化的人尤为如此。患有自闭症的孩子在被人包围时可能会盯着自己的手机屏幕，因为这可以让他容忍被人包围。对他而言，技术的持续使用可能根本不具有破坏性，反而实际上可以挽救生命。

　　将某些潜在的有益行为视作“生病”并不是人文科技中心提出建议的唯一问题。他们仍然局限于个人层面，旨在重新设计个人用户如何与技术交互，而非解决整个科技行业的结构性问题。科技人文主义未能解决技术反弹的根本原因：少数几家公司控制有我们的数字生活并获取利益。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但通过提出健康和人性问题并设计解决方案，科技人文主义者可以对其进行个性化。

　　这可能就是他们的方法为什么对科技行业有如此的吸引力。当然，我们没有理由去怀疑科技人文主义者的善意，他们可能真的想解决引发技术反弹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却在给那些造成这些问题的公司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武器。科技人文主义远没有战胜硅谷，相反它为硅谷提供了一种有用的方式来平息公众的忧虑，同时并没有放弃任何巨大的财富和权力。通过将公众对大型科技企业的愤怒转化为对健康和人性的关注，科技人文主义使Facebook等科技企业巨头避开了真正的民主控制。在危险的时刻，它甚至可能帮助这些大企业保护它们的利润。

　　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这样一个Facebook，它有着科技人文主义的原则，同时又保持了盈利能力和强大的垄断态势。事实上，这些所谓的科技人文主义原则可以开辟出新的商业机会，使Facebook变得更强大，更能赚钱，这似乎正是Facebook所计划的。

　　当扎克伯格首次Facebook将优先考虑“让时间花得更有价值”时，是在公司发布2017年第四季度财报的几周前。随后的第四季度财报显示，用户在该平台上花费的总时间已经下降了大约5％，即每天大约五千万小时。但扎克伯格说，这是通过设计实现的：这是对新闻推送调整的响应，优先考虑与“朋友”进行“有意义的”互动，而不是像视频和新闻那样消费“公共内容”。这将确保“Facebook不仅仅有趣，而且有益于人们的健康”。

　　扎克伯格说，他预计这些变化将继续减少用户花费在平台上的总时间，但“你花在Facebook上的时间将会更有价值”。这可能是描述用户所发现的有价值的东西，但它也是指Facebook发现的东西更有价值。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扎克伯格指出：“从长远来看，即使用户花费的时间减少了，但如果同时用户在Facebook平台上花了更多时间建立与他们所关心的人的关系，那么这将有助于打造一个更强大的社区，打造一个更强大的业务。”

　　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也强调，这一转变将创造“更多的货币化机会”。为何这样讲？每个人都知道数据是Facebook的命脉，但并非所有数据都有同样的价值。对于Facebook来说，其最宝贵的数据来源之一是称之为“系数”的指标，其能够衡量两个用户之间的亲密程度——扎克伯格将其称之为“每段关系的索引项”。 Facebook会记录用户之间的所有互动——从喜欢朋友的帖子到查看他们的个人资料再到发送消息。不同的互动有着不同的权重，这些互动为Facebook提供了一种判断，即一个用户与另一个用户有多亲近。例如消息传递被认为是最强烈的互动信号。有理由认为，相互发送信息的用户要比只是点赞喜欢的用户之间更亲密。

　　为什么系数如此宝贵？因为Facebook使用它来创建一个用户会喜欢的Facebook：系数指导算法决定用户看到的内容和顺序；它还有助于提高广告投放的针对性，向用户展示经常与之互动的朋友所喜欢的内容。广告商可以针对那些喜欢产品用户的最亲密朋友进行投放，因为亲密的朋友总会喜欢同样的东西。

　　所以当扎克伯格谈到要增加“有意义”的互动和建立关系时，他并没有屈从于更好照顾用户的外界压力。相反，强调“让时间花得更有价值”创建这样一个Facebook，优先考虑数据丰富的个人交互，从而打造一个更具吸引力的平台。与其花费大量时间去做那些没有价值的事情——比如观看病毒式视频——完全可以让用户花上更少的时间处理对Facebook确实有价值的事情。

　　换句话说，“让时间花得更有价值”意味着Facebook可以更有效率地赚钱。它可以优先考虑数据提取的强度，而不是其广泛性。这是一个明智的商业行为，同时伪装成了对批评者的让步。转向这种模式不仅回避了对科技上瘾的担忧，也承认了Facebook目前增长模式的某些基本限制。一天只有那么有限的几个小时， Facebook无法把花费的总时间放在优先位置——它必须学着从更少的时间中提取更多的价值。

　　在许多方面，这个过程让人回想起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19世纪，英格兰的工厂老板发现他们只能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来赚更多的钱。在某些时候，工人会死于疲惫，或者他们会反抗，或者工会会推动议会通过限制工作时间的法律。所以工业家们不得不想办法让员工的时间更有价值——从每一时刻中赚取更多的钱，而不是增加更多的工作时间。他们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做到这一点：开发新技术和新技术，从工人身上榨取更多价值。

　　今天的Facebook面临同样的情况。他们必须让用户的注意力更有价值，而科技人文主义者的措辞和概念可以帮助Facebook做到这一点。到目前为止，这似乎正在发挥作用。尽管据财报称用户花费的总时间减少，但Facebook最近宣布2018年第一季度的营收为119.7亿美元，与华尔街预期营收相比增近6亿美元。

　　今天的科技人文主义来自于硅谷根深蒂固的传统。和他们的前辈一样，他们认为技术和人性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可以协调一致。这种信念引领了几代人的行动，他们打造“人性化”的机器，奠定了科技行业发展的基础。今天，它可能会为硅谷提供一种保护这种力量免受公众强烈抵制的新方法，甚至可以通过发现新的盈利机会来强化这种力量。

　　幸运的是，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可以思考人性如何与技术共存——这既是对我们人类物种发展历史的真实体现，也是对构建更加和谐未来的有用方式。这个传统并没有把“人类”作为一种固定的抽象概念，而是作为不同的人类，其能力由他们所使用的工具来决定。引用生物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唐娜·哈尔韦（Donna Haraway）的话说，其将我们视为动物和机器的混合体——就像“半机械人”一样。

　　说我们都是“半机械人”，并不是意味着所有的技术对我们都有好处，或者说我们应该接受每一项新发明。但是这确实表明，与技术的共存并不能使技术变得更加“人性化”。这个目标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危险的，因为它让我们听任专家的摆布，告诉我们如何做人。它把关于技术的未来控制权交给那些相信自己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人手中，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了解我们人类物种的基本真理。

　　相比之下，“半机械人”的思维方式告诉我们，我们人类物种基本上是技术性的。当我们改进我们的工具时，也会改变我们自己。但即使我们与机器的持续共同进化不可避免，但展现的方式并非如此。相反，这由谁拥有并运行这些机器来决定。这是一个谁掌控力量的问题。

　　今天，这种力量是由那些掌握技术并且为了盈利而运营的公司所拥有的。引发技术反弹的各种丑闻都有一个来源。诸如假新闻以及亚马逊仓库中糟糕的工作环境都是有利可图的。如果没有利润，这些情况就不会存在。

　　当然我们还有一个选择。如果技术是人类的一个特征，那么塑造我们如何与技术共处的力量应该是每个人的一项基本权利。这对我们的技术生活影响最大的决策应当由自己决定，而非掌握在扎克伯格，富有的投资者或少数“人文主义设计师”的手中。

　　这样一来，我们应该努力将科技力量分散化，而非试图将科技人性化。我们应该要求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决定我们如何生活在技术之中，而不是大科技企业的人来决定。

　　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首先，这要求限制和削弱硅谷的力量。反托拉斯法和税收政策为追回大科技企业建立在共同资源上的财富提供了有用的方法。毕竟，如果没有数十亿美元的公共资金，硅谷就不会存在，更不用说我们都免费提供的大量信息。 Facebook的市值达到5000亿美元，拥有22亿用户——你可以估计一下你花在Facebook上的时间有多少。您可以将相同的逻辑应用于谷歌。这根本无可避免：无论你是否拥有账户，两个平台都会在互联网上跟踪你的行为。

　　除了对科技公司进行征税和削弱力量外，政府还应该制定有关这些公司行为的规则，限制了其如何收集和使用用户数据，例如像将于本月晚些时候生效的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但是，对硅谷进行更加有力的监管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从私营公司手中夺回数字基础设施的所有权。

　　这意味着开发公共或合作的替代方案，使公众能够决定科技的运行方式。这种科技模式可以专注于服务个人和社会需求，而不是为投资者增加利润。一个鼓舞人心的例子是城市宽带：田纳西州查塔努加市的一次成功实验表明，公有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可以低于私人公司的成本提供更好的服务。其他模式可能包括司机拥有的Uber，用户拥有的Facebook或巴塞罗那正在开发的社会所有的“智慧城市”。或者，我们可能会要求技术公司为用户数据信息买单，以便用户能够共同从共同创建的资源中受益。

　　我们需要更多的实验。从来没有这么多人在思考科技行业产生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技术反弹是一个巨大的机会，而且很长一段时间可能不会再出现。

　　旧的技术乌托邦主义正在崩溃。什么将取代它？硅谷表示，它想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实现这一承诺可能需要一种新的颠覆。（晗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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