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97之后再无真正的创业家，都是“守业家”

对于香港来说，再错过下一波新经济浪潮的代价是难以接受的，香港在求变。

香港自回归以来，几乎每任特首都有在施政报告中提到发展科创，却也都被质疑“有说法没做法”。董建华早在2000年就提出打造数码港，发展通讯科技，这个愿景直到2013年才落地，虽然推出了一些利好政策，比如10万港元的创意微型基金（CCMF）及免费办公等福利，但真正走出的科创公司并不多。一位大陆某投资机构的联合创始人称，不久前自己曾到数码港走访，但看到的多是从事金融领域的小团队，“项目能做多大不清楚，能不能成为大企业也很难确定。”

如今，在中央明确表达支持香港成为科创中心的声音下，香港也加大了对科创的投入力度。今年初，香港政府新增500亿预算支持科技创新发展。这是香港回归以来，最为认真、最为坚决的一次。

在香港科技园首席战略官Joshua看来，今年香港为发展科创预留的500亿港元彰显了足够的决心：

“这500亿在财政司预算里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发展经济多元化，大陆在这方面的优势越来越明显，香港不能不为未来打算。现任特首林郑月娥上任一年对科创抓得非常紧，她与北京方面也很有默契，香港科创还是很有希望的。”

这次港府主要扶持的正是新技术的创业，人工智能、生物科技、机器人被视作可能的重点抓手。香港不可能回到低端制造业的老路，“目前香港无法再重新去发展工业，因为市场就那么大，地就那么多，工厂最多再建50家，没有用。”Joshua认为，科创是香港唯一的出路。

除了500亿预算，还实行“科技人才入境计划”，帮助数码港和科技园的科创公司引进海内外顶尖人才；同时，证监会经5年酝酿，终于推出了港股IPO新政，落实“同股不同权”，并降低生物科技公司上市门槛。

要发展后互联网时代的高新科技，香港有着一定的优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似乎为这片土地带来了新的可能。

与互联网逻辑不同，由于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是需要相对长时间投入的“慢赛道”，第一阶段的战事，对人才和科技持续投入的重要性，大于是否有一个广阔的市场。而上市、融资渠道更为通畅、法律更为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更为严格等条件优势，使香港有可能获得新的机会。

狭小的市场规模不再成为无法克服的短板。以色列是一个范本——拥有800多万居民的以色列和香港人口规模相当，同样是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弹丸之地”，以色列仍然诞生了Mobileye、Viber等全球知名的技术公司。这侧面印证了，在硬科技、深科技的创业中，香港所不具备的庞大市场空间并不是必要条件。

高密度的科技人才是香港进军新科技的另一基础。

香港拥有全球百强大学中的5所，香港科研人员入选国家计划专家库的人数已达192位。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香港政界风云人物钟士元就预料到，香港回归后，国家在经济方面将加快全面开放，香港的“自由港”优势会逐渐减弱，加上新经济的冲击，香港如果没有自己的科技力量，必将落于人后。在钟士元的提议下，香港科技大学于1991年10月正式成立。

短短20多年，港科大已跻身世界大学50强。论科创氛围，港科大在当地7所高校中排在前列，学校每年举行科技创新比赛的奖金高达一百万港币；校方还把一间超大的办公室分割成若干隔断，给学生做创业办公室，并允许他们把香港科技大学印在名片上。

这条产学研的转化之路也已初见明星案例——大疆和商汤。

2006年，依托在港科大的研发积累和导师李泽湘教授的帮助，汪滔在深圳创立大疆科技。那时正赶上航模升级、互联化和影像系统需求爆发的交叉点，大疆得以迅速占领市场，成为中国无人机行业的领头羊，如今估值已超过200亿美金，成为港科大的金字招牌。

毗邻香港科技园的香港中文大学也走出了商汤科技。最初于2014年在香港科技园成立的商汤科技是成为全球计算机视觉技术商业化的开拓者，目前估值已达到45亿美金。

大疆和商汤虽不算24K纯香港品牌，但其成立和成功与香港关系密切，这带动了香港科技创业的新势头。

2017年，全港产生了2200家初创企业，年增速达到16%，香港的初创生态有逐渐萌发的趋势。

刚刚当选为香港科创局再工业化委员会委员的视野机器人联合创始人岑棓琛也告诉「甲子光年」，近一两年，他发现香港大学生的创业意向增加了不少：“年轻人毕业后，第一个反应不是打工，而是我要当老板。”

同一时期，部分香港投资人开始对深科技、新科技表现出兴趣。

岑棓琛在创立视野机器人公司时获得了港商陈嘉浩的投资。此后，陈嘉浩一直是视野机器人的投资人。视野最困难的时期，陈嘉浩甚至卖掉自己在内地的票务公司来支援视野，现在，他成了视野的合伙人。

李嘉诚旗下的维港投资，是香港本土最大的投资机构之一，过去的投资项目都集中在硅谷和以色列，而在半年前，维港第一次投资了一家香港本土科技公司——专注于自然语言处理的有光科技（FanoLabs）。

然而，香港要发展新科技也有积累而成的不利因素。

首先阻碍互联网发展的高房价和传统支柱行业的“成功包袱”依然如故，这两点继续成为新科技的“拦路虎”。

除此之外，要发展新时代的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香港还有一个短板——制造业的空心化。

在上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香港一度是亚洲的制造中心，已具备了塑胶、钟表、纺织等等相当完备的产业链。1980年，一个熟练的香港技工平均月薪将近3500元，而银行从业者也不过4000元左右，1985年，香港制造业工人达到85万，占总就业人口的42%，“香港制造”可谓盛极一时。

但随着大陆改革开放后，大搞“三来一补”，以更廉价的劳动地、更广阔的市场和更优惠的政策吸引了众多香港“厂佬”纷纷北迁生产线，有些商人甚至关掉了香港本土的研发和销售基地，为香港制造业在80年代之后的“空心化”埋下了伏笔。

而且香港制造业也有一个先天不足，以低端的轻工业为主，在还未完成制造业升级前，就先行完成了“制造业转移”。

然而对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发展来说，制造业体系是重要的数据来源、供应链支持，也是重要的应用场景。

尽管挑战重重，这一次香港政府确实表达了发展科创的决心，甚至对可能成为新势力包袱的传统支柱产业，也摆明了态度。

在去年底举行的“香港经济峰会2018”上，香港科创局局长杨伟雄曾表态：发展区块链、电子支付、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虽然可能冲击银行业，但同时会提高效率，给客户带来新体验——至少从这位港科创事业的推进者的角度来说，哪怕“冲击银行业”，香港也一定要提高科技创新的能力。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古典金融”市场之外，香港相对开放的政策环境也促进了加密数字货币的金融市场和与之相关的区块链创新的发展。

例如，MailTime简信已发行自己的Token——MDT（量数币）。MailTimeCMO盛以宣认为，香港金融市场相比大陆更开放，如果港交所愿意支持更多金融创新，并且科技领域的政府官员在相关峰会活动上，明确传达香港的对具体领域的优惠政策，相信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成熟的金融体系加上香港人对金融的敏感嗅觉，也许，区块链、金融科技等会成为香港在科创上超车的优势。

“总之hi-tech可以撈嘢，而不是揩嘢。”杨伟雄说。